1935年11月直罗战役至12月党中央瓦窑堡会议期间，为适应抗日战争新形势和革命根据地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陕甘、陕北两省和关中、神府、三边三个特区。1936年初春，将陕甘边南区改为关中特区，中央派贾拓夫任关中特委书记，张德生任特委组织部长，习仲勋任特区政府副主席，江华任特区司令员，秦善秀和我继续担任特区政府正、副主席，陈国栋改任特区副司令员，加强了这一地区的领导。贾拓夫同志一到这里，即向大家传达了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使大家深受教育和鼓舞，进一步增强了坚持武装斗争、巩固革命根据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迎接抗日战争新局面的信心。接着，特区办了一份油印的关中小报，在宣传党的任务、反映一些地方的斗争经验、教育干部、促进工作上，起了很好的作用。
不久，国民党东北军向我关中特区和部队采取步步进逼的办法进行“围剿”，以后又发动大举进剿，并出动飞机进行轰炸。当时正值中央红军东征后回师陕北，准备挥戈西进，向甘肃、宁夏发展。中央指示关中特区主力部队和许多领导干部调离特区，留下个别领导同志和各县游击队坚持斗争。于是，特委决定留下习仲勋负责主持当地工作（不多时也调走），仅剩下秦善秀（后在敌人“围剿”下光荣牺牲），同时将三个独立营合编为红三团，与原红一团（这时钟辉为团政委）一起命名为关中红军，由江华任司令员，贾拓夫任政委，我任政治部主任，陈国栋和刘永培分别任红三团团长、政委。
关中红军组成后，在当地与敌进行了短时间周旋，于六七月间沿桥山以东北上，向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转移。部队在经富县的直罗镇向道德塬行进中，我和红三团三营营长边德荣因过去常带游击队在这一带活动，道路、地形较熟，走在部队的前面。当我们行进至道德塬畔时，突然与从东线向我进剿的敌军遭遇，在一片枪声中，边德荣同志不幸中弹牺牲，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英勇善战的好党员、好干部。于是，我军绕道前进，敌人当晚撤走。部队第二天到达道德塬后，休整了一天，当时担任陕甘省委军事部长的萧劲光司令员，曾为全体指战员讲了话。接着，部队继续北上，按计划到达了目的地。这次遭遇战后，敌人为请功，曾在西安东北军办的一个报纸上，刊登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谎称某年某日在某地“剿匪”中，打死了红军一个营长，还活捉了关中革委会主席张邦英。没想到，敌人的这一谣言竟成了三十年后“文化大革命”中对我进行审查的一大历史问题。
自从主力部队和许多领导同志离开后，关中特区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继续进行这一地区的工作，遂成立了特区工委，由汪锋任书记、张凤岐任组织部长（曾在陕甘边南区做宣传工作）、郭存信任宣传部长，领导当地干部、游击队坚持了一段时间的斗争。到九十月间，中央又派习仲勋到关中特区任书记，重建特委，张凤岐继任组织部长，与习仲勋一起派去特区的张策任宣传部长，郭炳坤任司令员，贺建山和牛汉山分别做工运、保卫工作，陈学鼎任赤水县委书记。当时特区领导的武装力量很薄弱，在敌人采用碉堡政策进行“围剿”的困难情况下，仍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统一战线和其他许多艰苦工作，打击消灭了许多敌人，恢复了许多被敌占领的区域，发展了自己的力量。不久，西安事变发生，我一、二、四方面军开到渭河以北地区，配合张学良、杨虎城部队应付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这时关中特区的情况遂发生了许多变化，区域也有了发展。1937年陕甘宁边区成立时，关中特区遂改称关中分区，以后又改为专区。
陕甘边南区武装斗争的开展和根据地的建立，不仅对促进当地革命斗争形势发展和巩固陕甘边、陕北根据地作出了贡献，而且在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同白区党的联系上，也起了一定的桥梁作用。当时，许多从白区到陕甘边、陕北根据地或由根据地去白区工作的同志，往往经过这里，受到当地武装人员或秘密交通的护送。新正县有个赵自秀，就是专门做交通工作的。据我所知，从1934年夏到1936年春，有刘少奇、蔡子伟、张文舟、李启明、张庆孚、李铁伦、朱理治、鲁贲、王世英等同志出入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都从这里经过。印象较深的是鲁贲于1935年夏从北平往陕北送北方局的秘密指示信到这里，当时因敌人“围剿”，无法送到，遂给了他许多路费返回，信由这里派武装人员转送过去。再一个是张庆孚和贺山多从上海来陕甘边，还带着一支手枪，在经西安、彬县进入我区时，给我们写了一封在紧急或特殊情况下才使用的鸡毛信，通报他们的来意。此信由群众一村传一村，很快传到我们手里，我们感到很危险，为安全起见，我亲自带保卫队去接回他们，并派武装护送到陕甘边特委。另一个是王世英同志从上海来找中央，在经过这里时，曾将他特为中央负责同志买的一打美国派克钢笔给我和特区另外三位负责同志各分了一支，这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处于战争环境，找毛笔写字都十分困难的人来说真是如获至宝。印象最深的则是，党中央1936年3月派刘少奇同志从瓦窑堡去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推进北方地区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也是从这里化装出去的。我那时第一次见到少奇同志，他看上去有四十来岁，大高个子，穿一件灰色的长棉袍，戴着一顶驼毛的套头帽，围一条毛围巾，像一位饱经风霜、远道而来的学者，颇有政治家的风度，使人感到和蔼可亲。与他同行的有他的夫人。当时我们特委的几个同志特意搞了一顿有酒有肉的晚饭为他饯行。大家围坐在一个炕桌旁，无拘无束，边吃边说，每人还唱了自己拿手的一个革命歌曲，度过了一个欢乐愉快的夜晚。这情景虽然过去半个纪了，那种上下级之间同志式的深情厚谊，使我至今记忆犹新，仍感到十分亲切。
多少年的实践证明，陕甘边南区革命根据地之所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始终在敌人包围中巍然屹立，成为陕甘边人民群众一座坚强的革命堡垒，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党中央、陕西、陕甘边党组织和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坚持走毛主席开创的井冈山革命道路，使井冈火炬照亮了桥山大地。陕甘边南区革命斗争实践，充分证明了毛主席“武装割据”、“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过去，有些“左”倾机会主义者说这是“梢山路线”、“枪杆子万能”、“逃跑主义”等等，显然是没有根据的，是完全错误的。（本文节选自张邦英《片断回忆》，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年8月版。标题系编者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