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志超
1927年秋，中共陕西省委陆续派吕凤岐、吕佑乾、王浪波等同志来旬邑工作。吕佑乾到旬邑以后，以卖笔墨为名，奔走于各学校之间，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发展党团组织，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他也是许才升、吕凤岐、蒲玉阶、王浪波等起义领导人的老师，在旬邑虽未公开活动，但党内许多同志都知道他是旬邑党组织和旬邑起义的实际领导者。吕凤岐、王浪波等来旬邑以后，均在宝塔小学任教，发展党团组织，建立了党的中心支部，支部书记由吕佑乾担任，组织委员吕凤岐，宣传委员蒲玉阶。在中心支部之下，设有五个支部:宝塔小学支部书记由吕凤岐兼任，我在这个支部过组织生活。县政府内有一个党支部，支部书记是我叔父马富珍，他与许才升是同学，时在县政府担任司书。另外清水塬的郝村有一个农村党支部，那里党员较多，党的力量较强。县城东门外东涧村和魏洛村有党支部。其他各地特别是学校都有一些零散党员。
当时党组织的中心工作是整顿和扩大党团组织，宣传教育广大群众，把他们组织起来，与反动官府和土豪劣绅进行斗争。在条件成熟时举行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记得那时经常召开秘密会议，散发宣传品，动员农民起来抗粮抗款。
是年旬邑久旱无雨，加上蝗灾，庄稼薄收，农民生活极端贫苦，不少人以树皮草根度日维生，在死亡线上挣扎。但是劣绅不管年成好坏，地租一律不减，如不按数交齐，就以抽地抽丁来威胁，逼得农民东贷西借。高利贷者趁机发财，放驴打滚帐。特别是自1927年夏，反动县长庞天赖任职以来，无视农民的痛苦，派军警入乡催粮派款，拉丁拉夫，稍有反抗，即捆绑镣铐，游街示众，以致群众饥寒交迫，怨声载道。真像当时报纸所记载的:“近年来灾祲迭见，十室九空，哀鸿遍野，悲惨情状，闻者酸鼻，听者堕泪! 郑侠复生，恐不能绘其梗概”
为了解救群众疾苦，支持群众斗争，党团员散发了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抗粮抗款的标语、传单。县长庞天赖残酷镇压革命力量，逮捕了王廷碧、王日省、王子健等人，严刑审讯，迫令他们供出党的组织，并大肆辱骂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旬邑党组织按照省委的指示和当地的实际情况，加紧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不料起义的组织工作尚未成熟，恶官庞天赖即被调走。新上任的县长李克宣看到天旱人怒，群情沸腾，为了缓和局势，暂时放松了征粮派款，释放了部分被监禁的欠粮农民。为了不失时机地领导群众继续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党组织仍坚决地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旬邑起义。
起义前，吕佑乾在安仁村龙王庙召开了县城附近的党员大会，宝塔小学教员吕凤岐、王浪波和程永盛、赵培基、还有樊奉贤、崔维峻、崔廷儒、马明轩、张宗良等都参加了会议，还有一些不认识的人。在这之前，吕佑乾行动一直比较隐蔽，不公开活动。在这次会议上，他详细地讲述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分析了发动起义的主客观条件，传达了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和罪行。起义的前夜，吕凤岐召集宝塔小学的党员在文庙大殿里开会，人刚到齐，从外边进来一个生人，吕凤岐立即叫我们分散从后门出去，又回宝塔小学开会。在这次会议上，吕凤岐布置了一些具体的准备工作，要求我们晚上能不回家的就尽量不回家。因为崔廷儒家里很穷，又住在城外，在学校里没有宿舍，吕凤岐叫他睡在我的铺上，要我回家去住，并叮咛不要脱衣服，不要睡得太死，有事赶快到学校里来。
农历三月十八黎明，由许才升领导的数百人的起义队伍，在城内党组织的配合下攻破县城，打开了监狱，救出了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起义队伍经过粮秣局时，杀死了几个平日作恶多端的坏蛋。我们到粮秣局时，见几个人被戳死在炕上。还有一个人跑到王九思家里，被拉出来戮死在后门外。当时，县政府的职员纷纷逃跑，听说县长李克宣从后门逃出，藏在凤凰山一群众家里。有人劝他逃跑，他说: 农民来向县政府“交农”，怕什么，我也没有结下私仇，只要他们提出条件我就答应，用不着逃跑。后该李自动到宝塔小学学生宿舍中来，我和崔维峻当即给吕凤岐作了汇报。不一会儿许才升将李克宣由学生宿舍中叫去了。在斗争李克宣时，我们都集合在宝塔小学大门外，不少群众也赶来参加。当时许才升提着马刀，刀把上一束红绸子，斗争大会由他主持，准备在斗争后公开处决。这时李克宣已经吓得不能说话，只是翻来复去地重复“大伙听我说.... ”对于“交农”，旬邑县农民并不生疏，起义前几年间已经发生过数次了。而杀县长在群众中还是有些恐惧。辛亥革命时哥老会杀了旬邑县官(姓龙、满人)，清军扑过来祸及九族。再说李克宣来的时间不长，其恶迹也还未充分暴露出来。因而一些老年人极力保李克宣，有些人活动许才升的父亲出来讲情，有些老年人甚至脆下挽留，不让把李克宣带走。由于事前未作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和思想工作，这种情况一发生，只好暂时让一些老年人把李克宣保走，安置在兴盛德商号内。后又恐李不死，结军队到旬邑于我不利，即将李杀在该商号内。
旬邑起义以后，很快出现了一个革命的高潮，同志们的工作都非常忙碌。崔维峻当时在宝塔小学负责印刷宣传品，我常帮助他刻蜡板、推印、整理材料，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起义第三天或是第四天，党组织将起义群众和学生中的党团员合编了几个宣传队，深入各村镇发动群众，建立农会、打土豪、分粮食。我们十几个人被编到去张洪镇的宣传队里，趁着赶集的日子向群众宣传。当时我年龄仅十六岁，背上大刀感到非常兴奋。我爷以为我跟着看热闹，硬不准我去，最后还是偷跑了。到张洪镇后，由老师在群众集会上讲话，向群众讲述穷人所受的剥削压迫和革命道理。我们则张贴标语、集合群众、维持秩序、呼口号等。还有专门负责抓豪绅的人。之后，我们翻过沟又到北塬农村宣传。张宗良、孙绍文等都是学生中年龄较大的积极分子，敢打敢冲，许才升专门挑了十几个这样的人去北塬张家村一带宣传。我记得樊奉贤等人去底庙一带开展宣传活动。待我们回来之后，旬邑县苏维埃政府已经成立了，牌匾是用红布制作的，上面写着“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几个字，秀着镰刀斧头的红旗迎风飘扬。当时大多数人还不知道苏维埃是什么意思，群众经常议论，有人说苏维埃是个人，他还见过，其他人也无法解释和反驳。
刘兴汉是军村人，他参加起义可能是同村王廷碧叫来的，当时看来年龄不大，伪装的非常积极，经常跟着许才升，在起义队伍里负有一定的责任，他们当时在银行那个地方驻扎。起义领导人和教师都在宝塔小学前院的厦房中住，他们都习惯于晚上办公，早晨起来的较晚。我们学生中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都住在后院宿舍。刘兴汉等叛变的那天早晨，我们几个人看到从南街方向来了很多人，喊着向宝塔小学方向跑，及至很近时，我们才觉得有问题，赶快跑回学校喊人起来。但刘兴汉等人也很快冲进学校，我们跑到二门，我看到吕凤岐刚起来向外跑，正在扣衣服扣子，被敌人用矛子戳了一下，其他起义领导人也均被捕。程国柱有些拳术，身子很利索，从宝塔小学翻墙跑到娘娘庙里，也被敌人截伤逮捕。许才升以后也被敌人逮捕了。敌人把旬邑起义的七名领导人当天押到上官庄，第二天又用牛车押到张洪镇枪杀了。王廷碧家里花钱买通了刘兴汉，弹中腿部，即用芦席卷“尸”抬走，因流血过多，抬至半路也牺牲了。
旬邑起义失败以后，国民党进行了疯狂的阶级报复。赵培基、张宗良两同志被吉星文连抓住以后，张母即上前将儿子抱住，不管怎样用枪托打，拉着在街上磨地，但张母终未松手。后因群众很快围拢上来，反动军队怕惹出意外事端而放手。赵培基同志被拉到泾河畔枪杀。樊奉贤同志于起义失败后被恶绅周树常逮捕，后拉到底庙镇枪杀。反动军队和地方恶绅还借端生事，敲榨勒索，凡稍有牵连者，无一幸免。崔维峻、崔廷儒等同志逃脱后，家庭被勒索数次，被迫变卖家产，东贷西借，请“客”送礼。有的同志被迫离家，失落他乡。起义失败后，我和叔父马富珍也分别逃脱在外，恶绅王兆贤把我伯父抓起来作人质。爷爷倾家荡产，以巨款将伯父赎回。起义前我叔父曾把一些党内文件、进步书刊、条幅、中堂等埋藏起来，我们逃出后，爷爷怕出意外，把这些东西都烧了。
旬邑起义是陕西地区著名的起义之一。这次起义在党的领导下，杀官劫狱，打土豪，分粮食，成立苏维埃政府，在旬邑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在起义过程中，党团员和革命人民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与反动政府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特别是吕佑乾、许才升等同志牺牲时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给年轻一代的革命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激励着他们的革命斗志，为以后旬邑革命力量的成长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旬邑县委党史研究室根据马志超1959年写的《对1928年旬邑起义事迹记述》整理，后编者作了补充、订正。马志超，陕西省旬邑县城人，曾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专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