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右三）和战友们

 

    全面抗战爆发前，习仲勋两次南下关中。他第一次南下关中特区的时间是1936年2月至5月，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3个月时间，很快就奉命参加红军西征。第二次下关中分区的时间是1936年10月初至1942年7月，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关中分区行署专员、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政委等职务，全面领导关中分区的工作，在关中分区生活、战斗达6年之久。习仲勋在两下关中的战斗历程，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01
    扩大和巩固关中特区

    红军东征之时，1936年2月，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习仲勋被派往陕甘革命根据地南端的关中特区工作，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扩大和巩固陕甘革命根据地，配合中央整个战略部署，威胁西安，保卫陕甘根据地的南大门。
关中特区当时的首要任务就是传达贯彻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组织干部学习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在习仲勋等的组织领导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广大干部统一了思想认识，认清了形势，纠正了过去工作中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增强了坚持斗争、巩固革命根据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迎接抗日战争新局面到来的信心。

关中特委旧址，位于今甘肃省正宁县五顷原乡南邑村

    在关中特委和习仲勋等领导下，关中特区党的组织建设有了迅速发展。新正县由原来的3个区委迅速发展到6个区委、36个乡党支部，党员160余名；淳耀县由2个区委、8个乡党支部，发展到5个区委、31个乡党支部，720多名党员；新宁县由2个区委、11个乡党支部，发展到4个区委、15个乡党支部；永红县由3个乡党支部发展到5个乡党支部，90余名党员；赤水县发展到5个区委、22个乡党支部。
    习仲勋根据1935年11月21日《中央关于发展陕甘游击战争的决定》精神，加强了关中特区地方武装建设，将新宁、新正、赤水3县的独立营改编为关中独立第一、第二、第三营，并成立关中特区司令部，统一领导红一团和3个独立营。他还加强了对各县游击队的领导和整顿，清除了不良分子，提高了游击队的军事和统治素质。
    习仲勋根据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新的精神，认真纠正关中特区过去执行的“将地主赶上山去吃草”等“左”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以及侵犯中农利益、没收小商人东西等错误做法。针对过去土地分配中的大量问题，习仲勋决定对土地进行重新调整，按人口与劳动力相结合的原则，平均分配了土地。群众对此比较满意，从而调动了春耕生产积极性。
    1936年三四月间，国民党乘红军主力东征开赴山西之机，调遣军队和地方保安队、反动民团，对关中特区发动大规模“围剿”，关中特区除新宁县平道川之外全部失陷。为了保存实力，中央指示贾拓夫、江华等率大部分武装撤退到瓦窑堡，撤销关中特委。关中特委撤退前，决定由习仲勋、唐洪澄、汪锋等组成关中工委，习仲勋任书记，坚持关中地区的斗争。习仲勋等领导地方游击队，紧紧依靠群众，以石门关为中心进行游击战争。
 

 

    1936年5月中旬，习仲勋被调回陕甘宁省委，征尘未洗，又踏上了随军西征的漫漫征途，先后任中共曲环工委任书记和环县县委书记。西征的胜利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条件。
    02
    加强关中分区党的建设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边区辖有延属、绥德、关中、三边和陇东5个分区、23个县，约150万人，面积近13万平方公里。

     关中分区党政领导机关驻地随着形势的变化多次变动，起初在新正县马家堡，1939年5月下旬北移长舌头，1940年4月移驻雷庄、阳坡头，1941年7月移驻马栏。关中分区下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4县，面积7000多平方公里，人口10万。

陕西省旬邑县马栏革命纪念馆

     全面抗战时期习仲勋领导的关中分区，是守卫陕甘宁边区的南部屏障，也是众多进步人士北上延安的重要通道，还是向延安运送战略物资的必经之地，被誉为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中国革命英才培养的摇篮。

陕西省旬邑县马家堡关中分区旧址

    陕甘宁边区成立后，习仲勋1937年10月在马家堡主持召开中共关中分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50余人，代表全分区700余名共产党员。会议主要检查总结了关中特区党的工作，讨论了将苏区转变为边区的问题，成立了中共关中分区委员会（简称关中分委），选举习仲勋为书记，隶属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会议根据上级指示，将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改为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霍维德任专员，归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关中特区司令部改为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张仲良任司令员，习仲勋兼任政委，隶属关中分区党委和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双重领导。各群众团体也相继更名。1939年12月霍维德调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边区政府任命习仲勋兼任关中分区行署专员，主持关中分区党政全面工作。

 

1939年9月，关中分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合影

    1939年9月初，习仲勋主持召开中共关中分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在新正县三区（职田镇）上墙村举行，出席大会代表50余人，代表关中分区4000余名党员。会议检查总结了分区党两年来的工作，讨论了统一战线工作，决定在党中央制定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坚决贯彻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和策略。9月5日，大会选举产生由习仲勋、张仲良、郭炳坤、张凤岐等13名委员组成的新一届中共关中分区委员会，习仲勋继续担任分委书记。
    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各级党组织，按照中央《决议》精神，在工人、农民、学生、士兵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吸收了一批党员，发展和壮大了党的组织，促进了各方面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到1941年5月中共西北中央局成立时，关中分区党组织发展到20个区委、68个党支部，在所有的机关、团体和乡镇中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奠定了分区党对各方面工作实施领导的坚实基础。
    从1942年春天起，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整风运动，史称延安整风。习仲勋根据党中央开展整风运动的统一部署，领导关中分区各级党组织开展了以整风为主要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1942年2月，习仲勋在马栏召开关中分委扩大会议，分区党政军负责人和各县县委书记、县长等百余人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两个报告精神和中央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讨论、部署关中分区的整风运动。按照分委的统一部署，各县从下半年开始，以学习文件、检查工作、审查干部等几个阶段进行整风学习。
    关中分区1942年夏季以前的整风运动是在习仲勋领导下进行的，总体进行的比较健康，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全体干部在思想上得到了很大提高，克服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纯洁了党的干部队伍，锻炼了干部，增强了团结，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03
    建立和巩固关中分区抗日民主政权

    （一）普选运动
    全面抗战爆发后，习仲勋在领导关中分区由苏维埃民主制向普选的议会民主制转变的过程中，按照陕甘宁边区统一部署，根据《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的规定，开展了两次普遍、直接、平等、自由、无记名的普选运动。
    第一次普选从1937年7月中旬至8月底，有70％以上选民参加了选举。新正县共28个乡，选举产生乡代表1623人，候补代表538人。乡政府委员由原来每乡十余人，经选举精简为除奸、教育、优抚、建设等4名委员，各乡乡长也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第二次普选是在1941年春季进行的，参选率普遍在80％到90％，有的地方高达95％。关中分区共选出乡参议员2278名，代表性十分广泛。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的普选成果，是分区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大成就，为建立健全分区抗日民主政权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二）贯彻“三三制”原则
    习仲勋在领导关中分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中，认真贯彻“三三制”原则，为此进行了不懈地努力和探索。1941年上半年，习仲勋在关中分区开始进行贯彻“三三制”原则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干部群众了解“三三制”政策的实质和建立“三三制”政权的意义。经过认真准备，当年下半年，各县普遍开展了“三三制”民主普选工作。通过召开县乡两级参议会，改选了参议会和抗日民主政府，吸收了相当数量的党外人士参加各级政权的领导工作。经过选举，共产党员在乡议员中占30％，在乡政府委员中占32％，符合“三三制”的要求。但县一级选举中出现了问题，许多选民在选举时不愿选地富士绅等人物，结果共产党员在县议员中占50％，在县政府委员中占55％。这个比例不符合“三三制”的要求，须经进行改选加以纠正。经习仲勋和各级领导耐心作教育工作，群众逐渐认识到贯彻“三三制”的必要性，为改选工作铺平了道路。
    1942年3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为充实“三三制”给各县的指示信》，要求“各县参议会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的，应该自动退出辞职，由无党派候补议员补充。”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按照指示信的精神，检查各县、乡的工作，指导各县进入改选，彻底落实“三三制”政策，对参议员和政府委员做了调整和补充。新正县改选中退出共产党员议员3人，补选非党人士5人，使参议会的共产党员占36％，接近1/3的要求。淳耀县8名共产党员议员主动退出议席，由党外人士递补。通过调整，淳耀县31名议员中，共产党员10名，无党派和其他人士21名；9名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3名，中间分子2名，党外进步分子和其他人士4名。赤水县参议会常驻议员5人内2名共产党员，主动退出1人；县政府委员9人内共产党员3名，其余均是国民党左派和民主人士。新宁县也达到了“三三制”的要求。
    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各县贯彻落实“三三制”政策，团结了社会各界人士，调动了他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对争取中间势力产生了积极影响，对加强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促进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最艰苦困难时期制定的一项重要政策。1942年，习仲勋根据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指示，领导关中分区开展了精兵简政工作。为了解决好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习仲勋首先召开分区党政机关干部大会，作精兵简政工作动员报告，组织各级干部认真学习有关精简工作的文件，切实领会精兵简政的意义。之后，进行调查研究，提出精兵简政的实施意见，对分区机关的机构和人员进行精简。将分区的3个文艺团体（七七剧团、关中剧团、关警剧团）合并成立八一剧团；将关中分区警一旅与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合并为警一旅关中警备司令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陕西省委与关中分委合并成立关中地委。根据工作需要和实际情况，对各单位人员进行精简。
    各县的精简工作也都取得了成效。新正县县级干部精简前29名，精简后24名，精简5名；乡级干部精简前44名，精简后22名，精简22名。对精简下来的人员进行适当安置，分别不同情况，有的送去学习，有的分配到生产部门，有的退伍回家，有的下到基层工作。
    04
    领导关中分区的经济建设
   （一）减租减息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在未经过土地革命的统一战线地区，和土地革命不彻底仍存在租佃关系的地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1937年开始至1938年，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在未经过土地革命的统一战线地区，广泛宣传减租减息政策。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

    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强调党在抗日时期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也就是既减租减息又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在习仲勋的有力推动下，减租运动在关中分区未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普遍展开。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各地各级党政军群组织，广泛发动群众，成立减租会、租户会、减租保地会、农会等群众组织，领导农民打击地主阶级的阴谋破坏活动，使减租斗争发展成为群众运动。然后，关中分区按照《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有计划地开展清算、减租和退租工作。具体规定是：对1939年以前的欠租予以废除，即“勾欠”；1940年后的欠租，执行减租的规定；对已按原租额交了租的，由地主退还应减的租子；对尚未缴纳的租子，则以新的租额计算交租。淳耀县勾欠和退租1535石，赤水县勾欠和退租1280.23石。最后，重新确定实行了定租、活租、伙种、安庄稼、包山租等各种租佃形式，保护了佃户的佃权。
    对各地在减租减息运动中的遗留问题和新发现的地权问题、租佃问题等，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采取勾帐、换约等措施，保护佃权和租权。勾帐就是把一切老帐、陈帐和陈年欠租，甚至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欠租欠债一笔勾销，不留尾巴，解除了长期以来套在农民身上的枷锁。换约就是作废旧的契约，按照《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规定重签新约，详细列出租佃双方议定的土地数量、租额、期限等，仅淳耀县就换新约953户。这种新约，有效地保障了双方的佃权和租权，解除了佃户的后顾之忧，有利于佃农改进耕作技术，改良土壤，提高产量，发展生产。至此，关中分区的减租工作圆满完成。
    （二）开展大生产运动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遇到了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为走出困境，坚持抗战，支援前线，改善生活，习仲勋响应党中央、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领导关中分区党政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进行了一系列经济建设。

 

    根据关中分区人口少、面积大、可开垦荒地多的实际，习仲勋把开垦荒地、扩大种植面积、增产粮食作为发展经济、渡过难关的主要措施，号召军队和全体人民迅速行动起来，掀起开荒拓耕的热潮。分区成立了生产委员会，作为领导大生产运动的专门机构，并规定党政机关干部每人种地6亩，学校每人种地2亩。习仲勋率先垂范，上山开荒，带动和鼓舞了干部群众。至1942年上半年，分区领导机关所在地马栏的军民，克服重重困难，开垦荒地8100多亩。清原区一乡（郭家掌）开荒3200多亩，每年增产粮食20多万斤。
    在大生产运动中，为了提高劳动效率，搭工组、变工队、扎工队、义务耕田队、唐将班子等各种劳动互助组织应运而生。习仲勋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指导关中分区发展劳动互助组织中，特别强调要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要实事求是，反对搞形式主义。在习仲勋的正确指导下，关中分区的劳动互助组织由单纯从事农业生产，发展到开展拦洪漫地等农田基本将建设、从事运盐和拥军支前，涌现出了一批模范单位，尤以淳耀县白原村变工队和同宜耀县后殿村唐将班子为典型代表。

 

陕西省旬邑县马栏革命旧址

    关中分区在以开荒拓耕为主的大生产运动中，工业、商贸事业也都有了很大发展。习仲勋想法设法克服困难，白手起家，在关中分区建立了炭业公司、铁厂、纸厂、纺织厂等公营企业，并建立了一些私营企业。同时，分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有了重大进展，在马栏相继建成了医院、被服厂、修械厂、仓库以及大礼堂、小会议室、工字房等。为方便生产交通，还修建了马栏7孔石桥。

 

马栏工字房

马栏七孔石桥

    为了推动大生产运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习仲勋非常重视榜样的力量，发现和树立了劳动英雄张清益、开荒英雄汪庭有、移民英雄冯云鹏等一批模范人物，在群众中起了先锋带头作用。习仲勋调离后的1944年，关中分区评选出张清益、汪庭有、冯云鹏等40余名劳模代表，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群英会。

    05
    发展关中分区的文化教育事业
    为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军参战、发展生产、支援抗战前线，并培养适应抗战需要的各类人才，习仲勋把文化教育事业放在与生产同等重要的地位来抓，使关中分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迅猛发展。
    （一）大力发展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
    关中分区在陕甘宁边区属较富庶的地区，但文化教育和边区其他地方一样，真可称之为“文化荒漠”。习仲勋主持关中分区工作期间，抓紧少有的一段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机，吹响了开发“文化荒漠”的号角，大力发展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全分区初小由170所增至243所，有学生7000余名；完小由4所增至9所，有学生400多名。1939年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磨擦事件，关中分区的教育事件受到严重影响。到1941年，全分区完小减少到6所，有学生497名；初小减少到129所，有学生3554名。1942年，关中分区按边区教育厅“减少数量，提高质量”的要求，对小学教育进行了整顿，采取加强完小、裁并初小等措施，合并成117所学校，有学生3343名。
    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在兴办小学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社会教育，其形式灵活多样。一是办识字组，以识字为主，兼学政治。二是办夜校，适于人口比较集中的村庄，主要吸收白天忙于生产的男女青年参加学习。三是办半日班，附设在各个小学内，主要解决因帮家中干活不能全天在校学习的学龄儿童的学习问题。四是办冬学，利用冬季农闲时间组织学习。这样多种形式办学，给有各种具体困难的人都创造了参加学习的机会。
    （二）支持发展中等教育
    在习仲勋主持关中分区工作前，全分区没有一所中等学校。此后，关中分区有了鲁迅师范学校、陕北公学旬邑分校、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等几所中等学校。鲁迅师范学校从1938年4月至1939年7月，在关中分区办学1年又4个月，培养学生300余人。该校从成立到撤销的两年半时间里，毕业和中途分配工作的学生1093人，培养了一批优秀教师，为发展边区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争取国防教育之模范”。陕北公学从1938年7月至1939年6月，在旬邑看花宫办学1年时间，培养了6000多名抗战干部，吸收3000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9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决定在关中分区开办边区第二师范学校。习仲勋主持成立第二师范筹备小组，并提出了“白手起家，艰苦办学”的办学方针。1940年3月15日该校成立，习仲勋亲自兼任校长。他要求分区机关、团体和领导同志，都要爱护二师，支持二师。他自己也经常为二师师生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1989年习仲勋为二师校史撰写序言，他深情地写道：“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特定历史年代里，二师培养出数以千计的人才，分布在党、政、军和财、建、教、新闻、文艺、出版、医疗以及工、青、妇等各个方面、各条战线。”
    （三）创办《关中报》
    为了更好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习仲勋和关中分区党委于1940年4月12日创办了分区党委机关报《关中报》。习仲勋始终关注《关中报》的办报质量，亲自指导办报。他对《关中报》采取“抓政治、严把关、多指示”的领导方式，要求报纸树立“走群众路线，从实际出发”的办报方针。习仲勋说，关中地区群众干部文化程度低，报纸一定要在通俗化上下功夫，要写老百姓的事，说老百姓的话，使他们看得明白，听得懂，爱读爱看。

 

 

《关中报》

    报社按照这一办报思想，突出人民性、群众性和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每期稿件都能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及时传达党的声音，介绍国内外大事，反映关中分区的经济、文化、社会事业发展情况和群众的声音，语言通俗易懂，形式生动活泼，深受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欢迎，对发动群众、发展生产、拥军支前、减租减息、识字读报、参军参战等各项工作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西北局召开的宣传部长会议上，《关中报》被一致认为是各分区报纸中办得较好的。在1944年10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教群英会上，《关中报》被誉为边区地方报纸的模范。1944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载文给予高度评价：“《关中报》办得最好！”
    （四）发展文艺事业
    为促进关中分区文艺事业的发展，在习仲勋的关心下，关中分区组成八一剧团，选排《盗御马》《八腊庙》《取长沙》《走雪》《烙碗计》《三回头》《打草鞋》《访白袍》等剧目，生、旦、净、丑行当齐全，念、唱、做、打功夫过硬。八一剧团还紧密配合形势，创作演出了一批揭露抨击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反映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精神，以及动员人民发展生产、支援抗战的优秀剧目。1942年冬，八一剧团到延安为西北局高干会演出，观众场场爆满，情绪热烈，掌声频频，赞语不绝。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也观看了八一剧团的演出。

 

关中八一剧团

    习仲勋在关中分区大力倡导民间文艺活动，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各地大都成立了秧歌队、社火队，就地取材，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新秧歌剧。新宁县南仓村农民刘志仁创编的大量新秧歌剧，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名扬陕甘宁边区，刘志仁被誉为“新秧歌运动的旗帜”。新正县马栏区杨家店子的木匠汪庭有创作的民歌《绣金匾》后来唱红了全国。后来著名诗人艾青对歌词加工修改，歌名改为《十绣金匾》。一经问世，就在陕甘宁边区传唱开来，后来又在全国广为流传，成为脍炙人口的革命民歌。1944年10月，在陕甘宁边区文教群英会上，关中分区的汪庭有、刘志仁双双荣获“特等艺术英雄奖”，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06
    领导关中分区的反磨擦斗争
    全面抗战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向关中分区发动了4次大规模军事进攻。关中分区的得失对于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对于整个抗战大局都影响极大。中共中央将经略关中分区的重任交给了习仲勋。习仲勋不负厚望，在关中分区工作期间，领导分区军民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反磨擦斗争，捍卫了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

 

陕西省旬邑县马栏革命纪念碑

    （一）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全国范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陕甘宁边区是其武装进攻的重点地区之一。而作为边区南大门的关中分区，则是重点中的重点。从1939年11月至1940年10月20日的1年间，国民党顽固派对关中分区制造的磨擦事件多达64起。一场错综复杂的反磨擦斗争，考验和锻炼着习仲勋的革命意志和斗争艺术。
    集关中分委书记、关中分区专员、关中保安司令部政委于一身的习仲勋，遵照党中央、毛泽东和边区政府的指示，领导关中分区的党组织和人民军队，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磨擦进行了针锋相对、“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保卫了陕甘宁边区，巩固了人民军队的抗日战略总后方。他运筹帷幄，殚精竭虑，仅1940年以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名义写给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反磨擦斗争的报告就达27份、10万字之多。
    1940年1月21日，习仲勋在给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报告中根据面临的严峻形势，提出“摆在关中分区党政军面前的战斗任务，是用尽一切力量，争取时间准备战争，应付突然事变。”习仲勋提出反磨擦斗争的主要策略：“第一，在任何情况中，都要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战”；“第二，反磨擦斗争，目前仍是以政治进攻为主，准备战争是在自卫原则下进行的”；“第三，此次对方的进攻是有整个计划与组织的，因此不能简单地与过去论比。如对方突然向我袭击，或占我某一地区，我则一定要派出兵力深入到其后的有利地区活动，为的是打垮反动基础与扶植进步力量，以达到保卫边区，保卫关中分区的目的。”根据上述原则，习仲勋提出了关中分区的4项中心工作：“第一，巩固自己”；“第二，扩大自己”；”第三，动员群众”；”第四，加强锄奸保卫工作”。
    1940年5月8日，习仲勋在给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报告中，提出关中分区反磨擦斗争的三条策略：“甲、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展开普遍的政治斗争”；“乙、加紧军事上的动员，准备奠定战争的实力基础”；“丙、加强战时的组织与领导”。习仲勋强调要“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广大群众及进步人士围绕在我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口号周围”，间接、直接地帮助我们。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挑衅，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部队进行了一系列有效反击，1940年组织进行了大小90余次反磨擦战斗。习仲勋1943年1月8日在西北局高干会的发言中说，在1940年的反磨擦斗争中，“我们基本上胜利了，边区更加扩大了。”
    （二）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0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为了应对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1941年春，中共中央军委令王震率领八路军三五九旅主力进驻延安以东和以南的金盆湾、南泥湾等地，令警备一旅开赴关中分区。警一旅抵达关中分区后，首先在彬县以北的义石村、夙王山一带与国民党胡宗南部和地方保安部队激战3天，将其赶到夙王山以南。接着攻打柳林，转战土桥镇和正宁县，均把进犯之顽军赶回原地。同年8月，警一旅与关中保安司令部合并，成立关中分区警备司令部，警一旅旅长文年生任司令员，习仲勋任警备司令部政委兼警一旅政委。习仲勋和关中分区党政组织号召全分区军民为保卫陕甘宁边区，进行坚决而有效的自卫战争，各地迅速组织游击队，整顿自卫军，加强盘查放哨，实行坚壁清野。在边区军民坚决的军事斗争面前，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
    习仲勋在领导关中分区军民进行反磨擦斗争中，既注意搞好军事斗争，又很重视政治斗争，讲究斗争策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从而使关中分区的反磨擦斗争不断取得胜利。他1940年写给边区政府的二十多份报告，大都提到了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政治斗争的情况。他指示《关中报》有针对性地开展反磨擦斗争报道，印刷传单标语普遍张贴散发。他还亲自给顽固派头目写信、谈判和交换双方被俘人员，教育启发顽固派下层官兵觉悟。

 

毛泽东1943年1月亲笔为习仲勋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关中分区是习仲勋一生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习仲勋在关中分区整整六年的战斗岁月里，始终是党和人民利益的忠实捍卫者、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模范执行者，赢得了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和衷心拥戴。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党组织在对习仲勋的鉴定中，评价他是“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毛泽东1943年1月亲笔为习仲勋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后又称赞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1943年2月，习仲勋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警备司令部政委，肩负起守卫陕甘宁边区北大门的历史重任。1945年6月，习仲勋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8月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习仲勋又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继续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