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在历尽艰难险阻的红军长征路上， 有一位我们咸阳籍的红军女战士，她的名字叫张育民（1895—1979），是泾阳县姚坊乡官道村人，是早期共产党员，我党优秀的地下工作者。她是革命烈士卢志英的妻子。
1895年，张育民出生于阳县姚坊乡官道村，原名玉簪，幼年入泾阳县女子初等小学校读书。上学后，她觉得自己玉簪这个名字太粉脂气，便改名叫育民。后考入陕西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在该校附小担任美术教师。1927年2月，在大革命的浪潮中，张育民报名参加了中共陕甘区委主办的中山学院学习，五六月间，学院增设妇女运动班后，她转入妇女运动班并任班长。在这里，她亲耳聆听了史可轩、邓小平、刘伯坚、魏野畴等革命者的讲课，立志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冯玉祥强迫解散了中山学院，党组织派她回泾阳，在林桂巷女子小学任校长由于学校招收了男生，遭到旧势力的反对，被解除职务。不久组织派张育民前往蒲城县第一小学任教，以教师身份开展党的工作。
当时，蒲城有3位革命同志被反动驻军逮捕关押，学生双合告诉她，他父亲在驻军师部当炊事员，每天都要给关押的人送饭，她闻讯后立即组织营救，让双合想办法搞到关押犯人房门钥匙的图样，然后请铁匠配制了1把钥匙，由双合送入牢房，并裹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道：“逃出后到泾阳县姚坊乡官道村找我哥哥张文治”，使这几位同志成功越狱。在脱险的同志中，有一位早期的地下党员叫卢志英，是因党组织派他到蒲城开展兵运工作，被敌人发现后逮捕的。卢志英成功越狱后，回到北平工作。
1929年春节前夕，张育民在家乡官道村收到一封从北平寄来的信，打开一看，署名卢志英，细看内容，才知道他是她在蒲城时营救的3人中的卢志英。卢志英在信中除了感激营救之恩外，征求她是否愿意去北平深造。她经再三思考，并将这封信的内容汇报给组织征求组织意见。在取得组织的同意后，张育民给他回信说愿意赴京求学。春节后，在组织介绍下，她很快到了北平。卢志英看姓名原以为她是男同志，一见面却是一位端庄大方、年轻漂亮的女同志，还早就是一名共产党员，大吃一惊，更加佩服她的革命勇气和斗争精神。在以后的革命工作中，他们互相爱慕，逐渐产生了革命情谊和深厚感情，发展成为恋人。
不久，组织决定派张育民去北大医学院妇产科专修科学习，学习期间，她勤奋努力，刻苦学习，以优异的成绩破格领到医师资格证书。专修科结业后不久，与卢志英结婚，他们情深意笃，至死不渝。当时这对革命伉俪还收到一份珍贵礼物——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赠送的左下角绣着“伍、邓”（周恩来化名伍豪）二字的一对粉红色鸳鸯枕套。婚后卢志英担任天津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她留在北平，以挂牌行医为掩护，从事学生运动，办进步刊物，并多方筹措经费数千元，受到组织表彰。1933年冬，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入狱，后因证据不足而无罪释放。出狱后，家里被洗劫一空，7个月大的儿子踪迹不明，生死未卜。她克制着家破失子之痛，继续努力为党工作。
1933年秋，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李耘生被捕牺牲，党中央决定调卢志英（化名王殿臣）接任南京市委书记工作，而她被组织派往上海工作，在中央军委秘密机关“看家”，接待来往同志，传递上级指示，防止敌人跟踪破坏。而丈夫卢志英在南京的情况，无从得知。1934年春末，当遍体鳞伤，全身浮肿的卢志英回到上海，她才知道他在南京被捕后受尽酷刑，拒不招供，经党组织营救出狱的。这是继襁褓中小儿在北平失落后对她精神上又一次打击。经她精心治疗护理，卢志英康复后很快又投入新的战斗。
不久，与党中央有联系、时任江西德安专员兼保安司令的莫雄到上海，要求给他派一得力干部。党组织派卢志英与她同去。卢志英被任命为保安司令部上校主任参谋兼“清乡”委员长，她在南昌挂出“女医师张育民”的牌子行医，作为与党中央联络的情报站，并把保安司令部的军事行动计划及时告知当地红军。卢志英写“剿匪”假报告骗得蒋介石对莫雄的“通报表扬”和“传令嘉奖”，破格参加了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带回的文件抄件由她的情报站传送到瑞金。1934年10月间，他（她）们又把德国军事代表团为蒋介石拟订的围剿中央苏区的“铁桶围剿计划”抄在学生字典里，派人乘夜出发送往瑞金。后来毛泽东谈及这份重要情报时说：“搞情报的同志是有功劳的”。长征途中，毛泽东正是参照"铁桶计划"，率3万疲惫之师东拐西折，巧妙摆脱了30万敌军围追堵截。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曾对李克农等说:“红军得以生存，卢志英同志功不可没啊！”
红军被迫长征后，1935年初，在红军主力南下乌江时，党中央指派卢志英以特派员身份去贵州，作为先遣队为红军开路，党组织要求她也关掉诊所，赶到毕节接受新任务。当时她又生有一对双胞胎男孩，便把大点的孩子卢大容留在南昌，托奶母喂养，抱着小儿子上了路。经过艰辛行程，才在黔西找到卢志英。当时先遣队准备通过苗族区，由于历史上的民族对立，苗族阻止红军过境，为执行民族团结政策，卢志英几次交涉，均告失败。恰在这时，得知苗族头人的妻子患了乳疮，多方医治无效，病人十分痛苦。她以医生身份得以接近女眷，用精湛的医术，为其医治，使头人妻子数日痊愈。头人十分高兴，以苗族最高礼仪赠与他们夫妇一面精制的红毯，现存于南京雨花台纪念馆。她趁机向头人宣传我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长征的意义，使得头人立即为红军开路放行。
长征途中，在一次行军中，张育民抱着孩子和卢志英及20多位同志，在敌人追击下，躲在两山之间的大桥下，突然，怀里年幼的孩子“哇哇”大哭起来，眼看就要引发大祸。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卢志英命令大家匍匐摸进山沟，然后一把夺过她怀里哭声不断的婴儿，大步朝山沟远处跑去，在一道山梁上，忍痛将啼哭的孩子挂在一棵酸枣树的树杈上。孩子的哭声，吸引了敌人，敌人循声过去，残忍地扣响了扳机……卢志英悄悄折回原处后，大家似乎明白了什么，尤其是作为母亲的张育民，当场晕倒了。20多位同志得救了，她和丈夫却为革命永远失去他们的小儿子。后来，当去中央军委情报部查询敌情的彭德怀将军听说了这件事后，也禁不住流下了热泪......
1935年冬，张育民和丈夫奉调到上海工作，路过南昌时，几番周折，托人打听，终于辗转找到了大儿子卢大容。“西安事变”以后，张育民又奉命回到上海，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工作。她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以“张育民诊所”为秘密联络点开展活动，并为党筹集了巨额活动经费。1942年，张育民通过各种关系，将三台军用发报机伪装成药品，由其侄子张志云通过党的地下组织送到延安，为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国共和谈失败后，内战全面爆发，由于未能及时撤离上海，张育民被中统特务盯梢，经机智应付，终于逃出虎口。卢志英按党组织特别是刘少奇、陈毅等的指示，来往于上海、皖南、苏北等地进行抗日活动，她紧密配合。时而化装报贩迎送同志，时而摆小摊作接头地点，时而挎菜篮子传送情报，时而扮阔太太坐上汽车运送枪支、弹药、药品，机智勇敢地同日、汪特务周旋，一直到日本投降。
1947年2月，周恩来决定卢志英和她随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人员撤回延安，另安排一位同志接替他们的工作。由于来人迟到，未能撤走。3月1日卢志英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押往南京。次日她同儿子卢大容一起被捕，被关押在上海“中美合作所”。虽受尽各种折磨，她仍装作不懂世情的家庭妇女，一问三不知，与敌斗争10个月，敌人从她口里掏不出只言片语，无奈将她释放。她出狱后与党组织接上关系，以精通医务被聘于怡和纱场从事医务工作，秘密执行组织安排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张育民一直在上海纺织系统医务战线上工作，工人们亲切地称为“革命的老妈妈”。对于丈夫卢志英的下落一直没有消息。1950年6月，她接到公安部通知，据特务任宗炳的口供，丈夫卢志英早在南京解放前夕，于1948年12月27日，被国民党活反动派活埋在南京雨花台前的山坡上。
张育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数十年来一直在秘密战线上为党忠诚工作、做出重要贡献，曾两度入狱，丈夫英勇就义，为掩护战友不惜牺牲了自己的孩子，但她从不居功自傲，也从不计较名利得失。与她共同工作、战斗过的众多老同志，到上海后必去看望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毅、罗瑞卿等中央领导曾经多次接见过她。在毛泽东关怀和周恩来劝慰下，直到70岁她才离开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岗位。“文革”中，造反派对她隔离审查，亲属遭到株连。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亲自电示上海，撤销卢志英张育民夫妇专案组，停止对她的审查，事态才告平息。1975年她80岁时，在儿子、留苏核物理专家卢大容的陪同下，回到老家泾阳县姚坊乡官道村，看望了家乡的乡亲父老。1979年4月11日在上海逝世，终年85岁。人们永远记着这位在秘密战线上为革命做出重要贡献的共产主义战士、长征路上的女红军战士张育民同志 。
注： 卢志英，（1906-1948) ，男，山东省潍坊市峡山经济发区太堡庄街道望仙埠村(原属昌邑市)人。妻子张育民。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西、甘肃、江西、贵州、上海、南京等地从事兵运、学运和秘密情报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在苏北任联合抗日部队副司令兼参谋长。抗战胜利后，负责沪宁杭沿线党的地下工作。1947年3月，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解来南京。1948年12月27日，被活埋在雨花台英勇就义。
（作者为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