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超，又名根泉，1904年11月16日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大程镇西张堡村。父亲张景秋，同盟会员，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归国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1917年任陕西督军署军需科长，1939年在重庆国民政府监察院工作，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是年遭日机轰炸罹难。堂兄张宝泉，曾任共青团天津地委委员， 1928年春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1946年，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接见张仲超烈士的好友马文彦时，对张仲超、张宝泉、张景秋三位烈士表示深切怀念，称他们是“父子国殇”。
张仲超5岁丧母，由祖母抚养。1910年至1919年，先后在三原县国民小学、高等小学和西安省立三中读书。1920年2月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其间，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阅读《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当地的学生运动。1921年，他同堂兄张宝泉及同学武止戈、邹均、屈武、崔孟博、刘尚达、韩志颖、李伯恂等发起成立了天津南开中学陕西同乡会。同年底，他以同乡会的名义在《共进》杂志上发表文章，揭露军阀统治下陕西教育的黑暗内幕，呼吁西安地区的同学组织进步团体和出版物，把各界的黑幕尽量揭发出来：“以自动的精神，互助的精神，同心协力去奋斗，破除黑暗势力，努力向光明的路上去”。1923年6月，张仲超加入了陕西旅京津进步青年组织共进社。
1924年，张仲超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24至1926年，先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更加积极地从事革命斗争。不久，当选为共进社的自治委员会委员兼文书股主任。他热心社务，常为《共进》半月刊撰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纲领、政策。在他所写的《从经济方面释直奉战争》一文中，他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揭露军阀战争的经济基础，指出：“中国既是地大物博的国家，当然逃不脱列强的牙齿，……吾国遂为烈强商业竞争之中心点矣。列强欲保守其势力局面，同时想阻止中国实业发达，遂极力助长中国内乱。日本援助段（祺瑞）、张（作霖），英、美援助曹（锟）、吴（佩孚），都是他们以经济侵略中国的手段”“此次战争与其说是直奉之战，毋宁说是英美与日本之战，亦毋宁说是国际的资本帝国主义者之战。这次战争最大的原因就是列强在中国取得经济上的均势。直奉战争是两派军阀双方都想多占些地盘，多得些金钱去豢养他们的政客兵士。这次大战就是分赃不均的结果”。根据以上的分析，他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要防止像这次直奉战争的内乱，我们必须先做以下两种工作，打倒国际资本主义，实行国内经济革命”。他在《推翻军阀与反帝国主义》一文中，科学地论证了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指出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他说：“帝国主义者借军阀以施其侵略，军阀借帝国主义者以固其位置，如段（祺瑞）、张（作霖）与日本，曹（锟）、吴（佩孚）与英、美。我们只努力于推翻军阀，而对帝国主义者置之不理，无异诛贼子而赦其父，恐以后之小贼将源源来之不已也。所以我们拔疮去痈之根本办法还是疾呼反帝国主义。因为帝国主义就是侵略主义。各国欲侵略中国，不得不宰割中国经济之命脉。欲宰割中国经济的命脉，不能不利用军阀来扰乱中国。助之以金钱供之以军械。嗾其开战启衅残杀同胞。中国之不能统一，教育之不能发达，实业之不能振兴。推究祸源，何一非彼帝国主义者之所赐？故以消灭国内的军阀，应该先反对国际的帝国主义。若帝国主义已经灭亡，彼祸一国的军阀，大大小小如毛离皮、不拂自脱”。他得出的最后结论是“军阀我们固然仍要推翻，帝国主义我们尤不能不反抗，后者一经解决，前者即可迎刃而解”。他大声疾呼：“同志们，实行联合战线,与世界上弱小民族努力反对帝国主义啊！”
张仲超在北大学习期间，关心国家大事，“革命每有运动辄争先奋斗，胜利则喜曰成功有期；失败则悲愤，欷歔至忘寝废食”。
1925年初，张仲超因家庭经济困难而休学，经朋友介绍到陕西澄城县初级中学任教。仲超讲课生动活泼，颇受学生欢迎。他还经常到学生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讲解国内外形势，引导学生走革命道路。他先是组织学生会，继而创建澄城青年社，社员很快发展到50余人。青年社经常在校内外举办讲演会，宣传革命。他在王超北的协助下，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澄城支部，先后吸收杨森定、雷逢泰、李鼎新、刘仲棣、杨世昌、杨世英等为团员，仲超任团支部书记，直接由青年团北京地委领导，为革命培养了不少人才，澄城中学成为大革命时期陕西地区很活跃的中学之一。
1925年春，张仲超和同乡胡瑞莲结婚，他曾对瑞莲说：“以此身已许革命，死生以之”，表现了坚强的革命意志。
1925年7月，张仲超出席了在三原渭北中学召开的共进社第二次代表大会，担任大会通告员和审察委员会委员，并亲自为大会题词“共进社是西北文化的晨钟！改造社会的导师！国民革命的先锋！”。他以共进社自治委员会委员兼文书股主任的身份向大会报告工作，并汇报了在澄城中学进行革命工作的情况和经验，受到与会者的好评。仲超还同方仲如、郝梦九、张耀斗等人共同为大会起草宣言，历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所造成的恶果“使大多数民众困苦流离，转于沟壑，造成了今日中国这种纷扰万状、民不聊生的乱象”，提出“我们要扫除这种乱象，使大多数穷困的民众、农民、小商获得安宁，自由享其应享之幸福。惟有集合民众中一般勇敢、坚毅、为民众利益最能奋斗的革命分子，自励自奋，努力团结。然后基此团结，进而（一）唤醒一般民众，使之奋起。（二）实地指导民众组织团结。（三）武装民众。（四）以民众武力打倒一切统治阶级”。宣言最后指出“近来帝国主义之压迫中国愈甚，各地军阀残杀民众更多，我们益觉统治阶级之日趋横妄，革命事业之刻不容缓，更不能不鼓起精神加倍奋斗，使统治阶级早日倾覆，多数民众早日获得真正的自由平等，以尽我们应尽的使命”。大会后，共进社更富有战斗力，组织迅速扩大，遍及陕西、北京、天津、上海、开封等地，在日本、德国的留学生中也有了共进社的成员。共进社成为当时党的得力外围组织，是全国规模较大、历时最长的进步社团。
1925年秋，张仲超回到北京大学复学。他对党所领导的各项革命活动更加踊跃参加。他曾对李伯恂说：“不脱学生的皮毛，不参加实际革命斗争，只在口头上向人宣传，是徒劳无益的”。1926年初，广东黄埔军校在北京招生，张仲超积极报考，决心参加革命武装斗争。3月上旬，党组织决定他去广东黄埔军校学习，由于“三、一八”惨案发生，志愿未能实现。
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开进大沽口，炮轰同情革命的国民军。次日，又有英、美、法等八个国家的公使向中国提出所谓“最后通牒”，无理地要求国民军放下武器，否则就要“武力解决”。3月18日上午，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和200余社会团体，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会后游行，向军阀政府请愿。在这次游行中，张仲超和广大群众一样，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散发传单，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段祺瑞”等口号。就在游行队伍和请愿团向铁狮子胡同进发中，遭到反动军阀政府的武力阻拦，反动军警举起反革命屠刀，对徒手请愿的学生进行血腥镇压。面对穷凶极恶的军警，张仲超和广大同学毫无畏惧，依然进行宣传讲演、散发传单，进行爱国反帝的宣传。在血腥的屠杀中，张仲超英勇不屈，奋不顾身地同军警展开搏斗。最后，他和刘和珍等47人壮烈牺牲了，时年仅22岁。
为了纪念张仲超等死难烈士，3月18日晚，李大钊同志主持召开了党团北方区委联席会议，决定把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坚持下去，为死难烈士召开追悼会，进一步揭露帝国主义走狗段祺瑞的卖国罪行。2 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踏着烈士的血迹，积极投入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同日，陕西旅京同乡会和共进社联合召开会议，沉重悼念张仲超同志，于右任先生也到会致哀。会后，《共进》（半月刊）出了纪念张仲超牺牲的专号。23日，北京大学为张仲超等死难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北京各界人士怀着沉痛的心情向烈士致哀。会场高悬“先烈之血，革命之花”八个大字。共青团中央送给张仲超烈士的挽联写道：“为革命牺牲，方是真正共产主义者，踏血迹前进，不愧勇敢少年先锋团。”
张仲超等同志的牺牲更加激励了革命人民的斗志。“三·一八”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北京学联决定罢课，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帝反军阀宣传活动，控诉军阀政府的暴行，呼吁全国人民一致奋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政府。京绥铁路总工会西直门分会等团体纷纷发表宣言，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北京市组织社会团体驱逐段祺瑞大同盟。天津、上海、广州、西安等地广大人民群众集会抗议军阀政府的血腥罪行。
1929年2月，北京大学建立了“三·一八”烈士纪念碑，铭曰：“死者烈士之身，不死者烈士之神。愤八国之通牒令，竟杀身以成仁。唯烈士之碧血兮，共北大而长新。踏着‘三·一八’血迹兮，雪国耻以强邻，系后死之责任兮，誓尝胆而卧薪。”（中共三原县委党史研究室 鲁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