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
一、五四运动在咸阳的反响
1919年6月初，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三原，三原各校学生、教员和市民、商人、军人等六七千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示威大游行。游行队伍绕南北二城一周，齐集城隍庙戏台前召开演讲大会，痛斥北京政府的卖国行径，声讨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省立渭北中学还向全国发出了通告。乾县旅省学生王德安、王子辅等回到了乾县，组织县立第一高小学生举行罢课游行。同时，长武县旅省学生尚琦志、宇文化等受省学联派遣回到长武，召开群众大会，组织学生演讲，开展“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活动。6月6日，三原省立渭北中学、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县立高级小学、西关国民小学等校师生举行罢课，并联合组成“救亡团”，连续三天在县城游行示威。游行队伍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不承认二十一条”“打倒卖国政府”等口号，在县城内街巷到处设讲台，师生争先登台演讲。6月8日，三原学生联合会向渭北各县学校发出通知，号召举行罢课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11月，三原县城各学校师生还开展了纪念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两周年活动，公开演出了《列宁传》等剧目。
1920年8月27日，国民党陕西省教育厅厅长郭希仁令各校师生一律赴文庙拜孔子。西安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王授金拒绝参加朝拜，召集全校师生评孔子，号召学生学习新文化，反对封建礼教，形成了闻名全国的“评孔风潮”。三原省立渭北中学、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等校师生纷纷举行声援活动，促进了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的开展。9月初，长武宜山书院学生在教师黄思聪的领导下，响应西安“评孔风潮”，要求将宜山书院由私立改为公办，并取消“四书”“五经”科目，讲授新科学。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时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求学的魏野畴毕业回陕，向陕西各地学校师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宣传进步刊物《向导》《新青年》等。9月，永寿县孙仁轩成立天足会，下设有分会，劝导妇女放足，破除封建陋习。12月下旬，太平洋会议的消息传到三原，各校师生及民众举行盛大游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罪行。乾县旅省学生王德安联络景德益、牛方珊、范宏亮等组织县立第一高小、阳洪、神坊等校师生，由县城到农村开展宣传活动，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侵略行径。
1922年春，咸阳旅京学生赵葆华回陕，先后在三原省立渭北中学、三原女中任教，指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建立学生会组织，传播新思想、新文化。1923年春，赵葆华、方仲如以咸阳县南兢小学为基地，联络从西安返县的进步青年组成宣传队，深入农村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乾县进步学生王炳南、王玺、王子辅在县城开展抵制日货、反对教会的宣传活动。8月，《共进》杂志创办者、共进社主要领导人李子洲、杨晓初从北京大学毕业回陕，应三原省立渭北中学校长郝梦九的邀请到渭北中学任教。他们在教师中发展共进社成员，不久便成立了共进社三原分社，积极推销《共进》杂志，并在校门口办起书报公共阅览室，内有五四运动以来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天演论》《独秀文存》《共产党宣言》《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书籍和北平《晨报》、上海《国民日报》《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政治生活》等报刊，使广大师生和民众不断汲取政治营养，促进了思想的转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三原的广泛传播。1924年初，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学生蒲克敏、严木三、亢维恪、王之鼎等秘密发起组织了青年同志共进社，并通过该组织联系进步青年，传阅马克思主义书刊，研讨中国之前途，受到渭南赤水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王尚德的支持和指导。
五四运动的爆发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咸阳地区党团组织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二、咸阳各地党团组织的建立
大革命时期咸阳各地的党团组织，绝大部分是由旅外学生中的党团员奉党团中央及西安党组织的指示回本地建立，或由党团中央及西安党组织派员协助建立的。1924年3月，团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决定，由团中央及豫陕区委设法在三原等地建立团组织。是年冬，赤水团组织负责人王尚德指示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学生团员姚志哲、薛应选、田怀德和杨纯德等在学生中秘密发展团员。1925年2月1日，西安团组织负责人张秉仁与王尚德邀集华县、三原、赤水、西安等地进步分子，在赤水职业学校召开联席会议。会议传达了团中央及西安团支部对华县、三原等地建立团组织的愿望，并决定在华县、三原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向团中央写了报告。不久，在上海大学求学的三原籍学生团员李秉乾受团中央负责人恽代英派遣回到三原，于2月23日建立了共青团三原特别支部，直属团中央领导。
同年秋，中共中央成立了党团豫陕区委。八九月间，团中央派吴化之到陕西整顿团组织。12月，吴化之在整顿三原团组织的基础上，把年满18周岁的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成立了中共三原特别支部，张仲实任书记，标志着咸阳地区第一个党组织的诞生。至1927年8月，泾阳、乾县、旬邑、兴平、咸阳、礼泉、武功和淳化等县党团组织相继建立。
三、传播马列主义，唤醒民众觉悟
1925年初，李秉乾在三原成立渭北青年社，出版《渭北青年》，向广大青年学生介绍《中国青年》《向导》《共进》等进步刊物，摘编进步文章，传播马列主义。各校在团组织的基础上又成立了学生会组织。不久，渭北学生联合会成立。中共三原特支成立后，组织学生在三原腊八古会上，搭棚演讲，散发传单，向民众宣讲“农民痛苦之由来”“农会组织法”“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历史”等，使广大群众深受教育。
根据中共陕甘区委的指示和要求，1927年3月，各地党组织采取集会、演讲、演新剧、组织宣传队等形式开展宣传活动。3月5日，三原召开了反英大会；3月13日，乾县、泾阳召开了孙中山逝世两周年大祭；3月18日，旬邑、乾县、泾阳召开了纪念“三一八”惨案一周年大会；4月16日，乾县、咸阳、兴平、三原、泾阳等地召开了拥护国民军“肃清后防、会师中原”大会；旬邑、乾县、兴平分别召开了“五一”“五四”“五卅”纪念会。
同年4月28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被反动军阀张作霖残酷杀害。噩耗传到陕西，中共陕甘区委即发出悼念“四二八”烈士的通告和宣言。5月20日至22日，中共咸阳、旬邑特别支部和兴平支部以国民党县党部或群众团体的名义，召开追悼“四二八”死难烈士大会，使咸阳人民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使党团员和进步学生更加坚定了把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斗争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与此同时，三原、乾县、泾阳、兴平、旬邑、礼泉等地的党组织，还开办农民夜校、农民运动讲习所或暑期讲习班等，吸收农民、教师和青年学生参加，扩大马列主义宣传，培养革命中坚力量，壮大和发展党团组织。
四、筹建国民党县党部，发展国共合作统一战线
1923年11月24日至25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全体会议，决定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组织：凡是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一并加入；凡是无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要帮助建立。西安党组织先后派赵葆华、方仲如、曹碧轩、张含辉、许才升和秋步月等分别到三原、咸阳、乾县、兴平、旬邑、礼泉等地，一面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动员进步学生、农民及社会各界进步人士加入国民党，筹建国民党县党部；一面深入宣传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和建立国共统一战线的意义，积极发展共产党员，创建党团组织。
1925年12月13日，国民党三原县党部成立，负责人均为中共三原党团组织的骨干。1927年2月前后，泾阳、乾县、礼泉、兴平、旬邑、咸阳等县也先后建立起以共产党为骨干的国民党县党部或临时县党部。国民党县党部成立之后，各地党团组织均以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积极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各项革命活动。
国民党三原县党部的成立宣言明确提出：“中国是人民的中国，不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私有物而可以任意操纵的；中国的政权应当由人民来掌握，绝不是他们可以把持的。我们只有抖擞精神，团结起来，以热烈的心血、奋斗的精神，遵照中山先生指示我们的革命之路，并‘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才可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才能使我们逃出火坑，走到自由幸福的光明大道上。”国民党泾阳县党部在筹备建立时就通过了《妇女运动》《农工运动》《学生运动》等五项决议案，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国民党礼泉县党部成立后，立即领导全县人民展开了对恶绅县长陈钟秀的斗争，并发出了《礼泉县党部为陈案告礼泉民众书》，揭露陈钟秀“草菅人命、胡摊滥派、纵吏殃民、敲骨吸髓、私养爪牙、拉票勒索、借公索贿”七大恶迹。县党部还成立了“陈案”委员会，一面组织群众清查其任内账项，一面派代表上诉其罪状。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陈钟秀终被处以极刑，为民除了一大害。
五、开展学生运动，发挥革命青年的先锋作用
1925年5月4日，共青团三原特别支部以渭北学联和渭北青年社名义，在三原城隍庙召开3000余人大会，散发传单4000余份，并通电全国反对段祺瑞政府承认金佛朗案及善后会议所制定的国民会议条例，会后进行了游行示威。同日，西安学生驱逐军阀吴新田运动爆发。三原各校学生在团特支的领导下，进行罢课，声援西安学生的“驱吴”斗争。同时，派代表到西安，共同领导学生的“驱吴”运动。1926年3月18日，三原党团组织发起召开纪念巴黎公社成立55周年大会，遭到三原省立第三师范校长程鼎臣的阻挠，从而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三师学潮”。为了取得“驱程”斗争的胜利，三原党团组织通过渭北学联和渭北青年社通告各校学生会及渭北青年社支部，号召各校学生支援三师学生的革命行动，还成立了“驱程大同盟”和纠察队。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斗争，终于取得了“驱程”斗争的胜利。
1927年3月，中共陕甘区委作出10项有关青年学生运动的决议案。根据决议案，咸阳各地党团组织积极开展以变革旧教育，提倡新学风，维护学生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自由为中心的学生运动。
中共兴平特别支部建立不久，即在县立一高成立了学生会，向学生宣传马列主义，讲授党的基本知识。兴平特支和县一高学生会动员学生到农民中去，采取举办农民夜校、妇女识字班、教唱革命歌曲等方式，启发农民的革命觉悟。泾阳县党团组织动员青年学生向旧教育制度发起进攻，迫使当局将县教育局长制改为教育委员会制，党团组织负责人均成为教育委员会成员，各校校长均由共产党员担任。县教育委员会改私塾为新型学校，经费由学区统筹安排，不向入学儿童收取，同时剔除了《三字经》之类的旧教材，选用了适合民意的新教材。中共旬邑特支以宝塔高小为基地，领导学生开展新文化运动。特支书记许才升和共产党员宁克齐等鼓励动员宝塔高小学生会向旧势力做斗争，夺了校长蒲鼎伯的权，赶走守旧派教师，烧毁反动书刊，使学生获得看书、信仰、集会、结社、言论及择师的自由权。接着成立了宝塔高小校务委员会，许才升任校务主任，宁克齐任教务主任，把这所宣扬反动复古思想的学校改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阵地。
六、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
大革命时期，军阀连年混战，过往军队频繁，差事支应很多，兵连祸接。加之贪官污吏横征暴敛，地痞劣绅鱼肉乡里，土匪横行，广大农民处在无法生活的地步。
1926年12月14日，三原武字区农民协会成立时，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回陕开展农运工作的共产党员乔国桢，代表农民协会公开审理反动民团团长王厚安收取贿赂、欺压农民的案件，当众宣布撤销王厚安民团团长职务，将民团武器收归农民协会，成立了农民自卫团。泾阳县甘延区区长杨恩忍，十多年逢迎官府，苛派肥私，欺压贫民，贪污各种款项1600余元。甘延区农民协会接到农民告发，即派人传讯。杨恩忍做贼心虚不敢到会，不久被区农民协会自卫团副团长张振海抓获，送交县署关押。经过甘延区农民协会多次催案，县署不得不撤了杨恩忍的职，并令其退还赃款。同时，严惩了庇护杨恩忍逍遥法外的县乡治局副局长张少堂，其他土豪劣绅惊魂丧胆，嚣张气焰大为收敛。
由于军阀刘镇华祸陕，土匪趁机蜂起，拦路抢劫，农民日夜不安。为维护社会治安，农民协会领导自卫团开展打击土匪活动。三原县武字区农民协会逮捕了惯匪头子肖保清，交县农民协会转县公署严办。泾阳县云阳农民自卫团捕捉土匪3名，押解到三原县城国民联军公审后枪决。1927年初，兴平索寨村农民协会成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团用梭镖戳死了曾在国民党卫定一部当兵、胡作非为、民愤极大的鲁杰，为民除了害。
从1927年3月起，各地党组织根据中共陕甘区委关于“党到农民中去”“指挥各地农运”的指示，把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作为党的中心工作，领导群众开展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至6月底，三原、泾阳、乾县、礼泉、兴平、咸阳、武功、旬邑、永寿和淳化等10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组织，7个区340多个村建立了农民协会组织，会员共6万余人。同时，三原、泾阳、乾县、礼泉、兴平和武功等县还建立了农民自卫组织。农民协会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吏，形成了“农民的事情农协管”的新局面。
1927年4月10日，国民联军东征出关，各地农民协会组织运输队日夜运送军用物资。三原县农民协会两次组织运输队，把当地征集的给养送到军队，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战争。
七、开展反帝爱国运动，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
1925年春，共青团三原特别支部在共产党员李秉乾的领导下成立了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1925年5月30日，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残杀中国工人和学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咸阳各地党团组织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渭北学联按照团特支决议，组织学生举行大会，进行示威游行，发表宣言，散发传单，声讨英、日帝国主义罪行。1926年1月10日，三原党团特支召开各界代表大会，成立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行动委员会。13日，三原反对日本出兵满洲市民大会在漫天纷飞的大雪中举行，参加大会者1000余人。大会通过了抵制日货、告各界书、通电全国一致反日、电致国民政府取消日本在华一切特权、电致国民政府促其抗议日本出兵满洲等五项提案，并以渭北青年社名义向日本各劳动团体发出了“请其抗议日本军阀出兵满洲”的通电。
1925年12月，西安党组织发起大规模的反基督教运动周。12月中旬，三原各校学生停课三天，组织演讲队，揭露基督教会以传教为名的侵略本质，唤醒民众，参加反对基督教运动。21日，三原党组织又召开了各界万余人参加的“非基”运动大会，通过了收回教育权、不准当局保护教会教徒、教会学生即日退出教会学校等决议。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包围了县署和基督教头子的私宅，要求答复学生的条件，并砸毁了南大街的基督教谈道所。1926年2月，三原党团组织成立了渭北非基督教大同盟，组织党团员和青年在为期十余天的腊八古会上演讲，散发传单。通过腊八古会的宣传，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深恶痛绝，提高了人民群众反帝斗争的觉悟。
1927年1月，英帝国主义悍然出兵制造了汉口、九江惨案后，三原武字区农民协会召开了有1500余名会员参加的反英大会，发出了《反英宣言》；泾阳县甘延区农民协会召开两万余人参加的声讨大会，痛斥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并在《反英通电》中呼吁“全国民众即应群策群力，以消灭如此残（惨）无人道之英帝国主义”，并表示在反英斗争中“愿作后盾”。咸阳县党组织以国民党咸阳临时县党部的名义，召开有农民协会、商民协会、士兵及各团体约3000人参加的反英大会，成立了咸阳各界反英大同盟。会后举行了反英示威大游行，“群众手持小旗，排队示威，口号如雷，震撼全城”。五六月间，三原、泾阳、咸阳、旬邑、乾县和兴平等地的党组织，通过纪念“五一”“五四”“五卅”等活动，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热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一、党组织的恢复发展
1927年6月19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即原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同蒋介石在徐州举行会议后，令其代理人在陕西掀起反共逆流，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中共中央在陕甘区委的基础上，于1927年7月成立了中共陕西省委。为适应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根据中共五大精神，决定将党的活动由半公开转入秘密状态，将中共三原地委、泾阳地委改为中共三原县委和泾阳区委，中共咸阳、礼泉、乾县、兴平、旬邑特别支部改为省委直辖支部。为减少省委与下级党组织的联系，省委还决定将全省划为六路，由省委委员任特派员，分赴各地指导工作。8月，咸阳各地在省委特派员的指导下，建立了中共乾县区委和淳化、武功支部。9月底，除三原县委和泾阳、乾县区委外，旬邑、兴平、咸阳、礼泉、武功、淳化均改为支部，直属陕西省委领导。
1927年省委“九二六”会议后，全省各地开始恢复发展党组织。10月，咸阳地区又先后建立了礼泉、旬邑、兴平3个区委；11月，乾县、礼泉区委改为乾县、礼泉县委；12月，在中共长安中心县委帮助下，中共咸阳区委建立，并受其领导。1928年2月，淳化县立一高支部被敌破坏。3月，在中共三原县委的协助下，建立了中共淳化区委。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发展，为开展土地革命奠定了基础。
二、坚持武装斗争，发动“交农”运动
1928年初，关中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农民以树皮草根勉强糊口，而国民党当局苛捐杂税依然繁重，地方官员又借机敲诈勒索，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关于全国工农武装暴动的指示，1928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发出第26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鼓动和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开发游击战争，由部分暴动过渡到全陕西的总暴动，形成整个陕西普遍的大骚动局面，反对一切大小军阀，实行民众与军阀战争，杀尽所有的豪绅、地主、官吏，履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建立乡村政权（农民协会），以影响全国的革命高潮”。并于5月领导了闻名全国的渭华起义，三原、泾阳、礼泉、旬邑、淳化、咸阳、永寿等地党组织也先后发动了以“交（出）农（具）”围城为主要方式的农民运动。
1928年4月24日，在中共三原县委的组织下，三原“交农”群众一路高呼“天不下雨，天逼民反；苛捐杂税，官逼民反；各地联合，一律造反；铲除豪绅，实行共产”的口号，从四面八方涌向县城。至午时，武字区、心字区、军字区、力字区以及富平、石桥等地的两三万群众扛着杈把、扫帚、梭镖，将县城团团围住，不断高呼“打倒贪官污吏”“免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县城驻军头目田润初、县长马润昌惊慌万分，立即下令关闭各城门，并派军严加把守。由于围城群众顽强斗争，县长不得不于4月27日贴出了免除粮款的告示。与此同时，中共泾阳区委成立了“交农”指挥部，“交农”群众于4月26日分别由崇文、永乐、扫宋、鲁桥、口镇、白王、兴隆等地向县城进发。
同年5月1日至2日，中共礼泉县委发动3万多农民围攻县城，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豁免粮款，惩办土豪劣绅，以泄民愤。5月6日，共产党员许才升在党组织建立较早、群众基础较好的清原郝村，用鸡毛传帖的形式发动农民举行旬邑暴动。起义群众手持各种农具和梭镖、大刀、长矛，首先处决了恶绅程茂育，然后连夜向县城出发，在共产党员崔维峻等人的内应下，于5月7日拂晓攻入县城，打开监狱，救出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关押的革命群众；处决了国民党旬邑县县长李克宣等罪大恶极的县府职员，赶走福音堂的洋神甫。5月12日，成立了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
同年5月初，淳化县固贤村农民董世玉、董世才等人杀死搜刮民财的国民党军队一排长，县东北乡南村农民打跑三个恶差。之后，反抗群众与党团组织负责人赵新三、郭天有等取得联系，商议对策。5月9日，发动了县城东北乡方里、南村，西北乡官庄、胡家庙，北乡十里原、铁王、秦河，以及县城周围的通润镇、屯庄、车坞、大店等村农民约万人，将县城包围，向国民党县政府“交农”抗议。经过两天斗争，县长段桂田仓皇出逃，起义群众占领县城，成立了淳化县苏维埃政府。
5月16日，中共长安中心县委组织发动了咸长暴动，又称“反白家”斗争。白家是咸阳县渭河南的一个大土豪，高利放账，横行乡里。据此，长安中心县委专门召开会议，决定发动咸长暴动。当日晚，在夜幕笼罩下，约百人的暴动队员杀死了白年娃、白崇年和白仓年，烧毁了白家据以残酷剥削农民的契约、账簿等。
在礼泉、旬邑等县农民起义影响下，永寿农民也自发地组织起5000多人参加的起义。起义群众从5月19日开始至20日清晨，将县城围得水泄不通。面对“交农”群众，县长唐介仁吓得跪地作揖，答应免款免粮。
咸阳各地农民“交农”围城和武装斗争，引起国民党当局极大恐慌，他们对起义农民进行血腥镇压，60多名党团员和革命群众献出了宝贵生命，农民起义惨遭失败。
三、组建灾民武装，开展抗粮抗税斗争
咸阳各地农民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层层设立“清乡团”“铲共团”，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1928年11月和1929年2月，中共陕西省委连续两次遭到国民党反动派严重破坏，中共兴平县委和泾阳特支也因与省委失去联系而停止活动；中共长武第三支部亦因其组建者、中共甘肃特别支部组织部部长王孝锡被国民党杀害而解体。各地党组织一时处于完全停顿的状态。
1929年3月1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成立后，指示共产党员冲破重重阻力，在斗争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生存。至1930年初，咸阳地区先后恢复和重建了三原、旬邑、泾阳、淳化、乾县、礼泉等地的党组织，并将领导农民斗争作为中心工作之一，建立农民自救队，发动农民“吃大户”，筹集粮食，帮助农民度灾荒。三原党组织为了解决群众饥馑之急，于1929年5月建立了武字区地方筹赈委员会。在主任黄子文带动下，不到一月时间就筹得粮食80余石，解决了3700多名无粮群众的暂时困难。1930年5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研究决定开展游击战争。6月上旬，黄子文、陈云樵到武字区传达临时省委决定。6月16日，黄子文率武字区数十名武装人员和群众，捣毁了武字区区公所，分了武字区四分区区长、豪绅岳海州的粮食，于当晚将岳就地处决。同日，成立了渭北农民自救队，陈云樵任队长，黄子文任政委，队员180余人，枪100多支。灾民自救队以领导灾民斗争，打击土豪劣绅，分粮、抗粮、抗捐，开展游击活动和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主要任务。6月下旬，灾民自救队分了长坳堡豪绅赵应科、牛振合、叶子青的粮食，又捣毁了武字区马额乡公所，焚毁了钱粮账项，开仓放粮救济群众。与此同时，旬邑县党组织成立游击队和农民协会，发动农民抗粮抗捐。游击队昼伏夜出，开展打富济贫斗争；兴平县党组织派党员深入界庄、赵庄、文渭里和渭河滩一带农村，建立800余人的灾民武装，于1929年11月配合周至、户县等地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先后两次攻打了周至县城；中共礼泉特支积极组建了礼泉游击队，活动于乾县、礼泉、兴平、武功等地区；乾县县委书记王敬夫，积极购买枪支，开展军运、农运和武装斗争。武功县陈奇武、黄彦文领导的两支灾民武装，在临时省委西路巡视员陈云樵的指导下，于1929年11月袭击了三官庙张荣禄反动民团，缴获短枪十多支。接着，又在县城南后河、牛家河一带合击了冯玉祥教导师一部和县武装警察，缴获长短枪380余支。1930年1月，陈奇武率灾民武装在转战扶风途中，将当地豪绅韩护德、韩兆林380余石粮食分发给灾民。这些斗争深得群众的拥护，为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四、开展游击运动，创建苏维埃政权
以三原武字区为中心的渭北地区，一直是开展党的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之一。1930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恢复成立后，决定以三原、富平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渭北苏维埃政权。1931年5月，中共武字区委再次恢复，灾民自救队、游击队又开始新的武装斗争。1932年春，渭北又逢灾荒，三原党组织在领导农民抗粮、抗款、抗税、抗捐、抗债的基础上，开展了打土豪、分粮食的武装斗争。他们先后在太和堡、长坳堡、陵前等地分了20多家地主豪绅的粮食，没收了义和村大恶霸杨海青的土地，摧毁了国民党地方政权，建立了农民联合会。8月1日，渭北游击队在武字区游击队的基础上成立，马志舟任队长，金天华任政委，队员60余人，枪30余支。接着，成立了武字区革命委员会，黄子祥任主席。9月22日，渭北革命委员会成立，黄子文任主席，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10月初，省委根据渭北政治形势的发展，成立了中共渭北特委，李杰夫任特委书记，领导三原及富平、蒲城、耀县、白水等地的党组织和游击队。10月，渭北特委和渭北革命委员会在武字区南原进行土地分配，满足了贫雇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10月28日，中共渭北特委和渭北革委会召开武字区38村堡代表会议，总结推广南原土地分配经验，大力开展土地分配工作。1932年11月6日，渭北革命委员会举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十五周年盛大庆祝活动，1400多名群众整队游行到武字后区向国民党马额民团示威。7日，游行群众达2000余人，由习仲勋领导的武字后区游击队荷枪实弹作前导，从武字区下原出发，经西阳、富平的瓦窑头、淡村，返回武字区。8日，举行游艺大会，散发传单7000多份，党团干部演出新剧，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
渭北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从11月9日开始，国民党三原、泾阳、淳化和富平县民团在三原、庄里国民党驻军配合下“围剿”武字区。中共渭北特委和渭北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被迫撤离，渭北游击队解体，五六十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壮烈牺牲。针对这一严峻形势，中共陕西省委于12月中旬撤销了渭北特委，成立了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重新组建了渭北游击队，并将武装反攻武字区作为中心任务。
1933年1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将泾阳游击队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武字区游击队为第一大队），继续带领群众开展分粮分地斗争，同时还帮助各地建立游击队。7月中旬，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8月，国民党渭北“剿匪”司令刘文伯借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失利之机，调集六个团的兵力，再次对以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的渭北革命根据地进行残酷“围剿”。红二十六军第四团经过浴血抵抗后北撤照金，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及泾阳特支遭到破坏，县委书记赵伯平等被捕。从此，渭北革命根据地被国民党占据。
同年2月，中共旬邑县委以鸡毛传帖形式召集5000多名农民到国民党旬邑县政府所在地张洪镇“交农”围城三天，迫使县长李纪侠答应了农民提出的“救济百姓、取消苛捐杂税、清算财务账项、减免枪支摊派费和预征粮款”等五项要求，“交农”围城取得胜利。之后，旬邑县委及基层党组织又领导农民开展了分粮斗争。同时，组建了游击队，配合开展了各种斗争。1934年2月，旬邑县的5个区30个乡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五、贯彻中共统战方针，掀起抗日救亡高潮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实行“绝对不抵抗”政策，使东北三省沦为殖民地，引起全国人民强烈愤慨。10月，在中共组织的领导下，三原武字区教育促进会在学校师生中开展了抗日救亡宣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武字区还建立了“反日会”，动员2000余名群众，于腊八古会手持大刀、长矛到三原县城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礼泉旅省学生史克寿、魏光祖、刘铭功等返乡组织抗日宣传队，率领仓小爱国师生游行示威，向国民党县党部请愿，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对日宣战，收复失地”“誓死不做亡国奴”等口号，号召爱国同胞不买日货，抵制日货；泾阳、旬邑、武功等地的党组织也领导群众进行了抗日宣传活动。
193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在北平学生爱国行动的影响下，三原中学、工职、女中学生纷纷罢课、游行，下乡宣传，建立学生抗日救国会，掀起抗日救亡高潮。
1936年5月，中共乾县特支书记张庚良与陕西临时省委特派员吕剑人、刘庚、张涛等以铁佛寺保安分队为突破口，开展对非法武装的改造工作。张庚良通过关系打入保安分队，以分队长的身份做策反工作。10月7日晚，张庚良带部队攻打永寿县城，击毙了县长祁云石，收缴县警卫队长短枪100多支和一批弹药，释放在押政治犯和无辜群众。翌日晨，部队在乾县梁山坊里村正式宣布改编为陕甘边抗日联军。嗣后，转至麟游、扶风一带开展游击活动。西安事变后，中国工农红军陆续进驻渭北地区，前敌总指挥部设在泾阳县云阳镇。12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恢复，1937年1月下旬迁至云阳镇。同年3月，中共三原县委、乾县工委、永寿特别支部恢复或建立。随即还建立了三原、泾阳等县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和淳化抗日救国联合会。中共关中特委还于淳化、旬邑县城设立红军募补处，负责地方党的组建工作，宣传、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为红军补充兵员，募捐粮食、物资等。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
一、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建立抗日救亡团体
西安事变后的两三天，民先队西安队部和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就组织大批学生返乡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高智通、钟守义、牛恒录等十余名学生赶回咸阳县城时，国民党咸阳县党部书记杜德村和县长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