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西”与“00000”
历史在这里交汇——一大会址,中国共产党最光荣的记忆……岁月在这里并不苍老,历史在这里永远年轻。
这幢具有上海地方风格的石库门楼房,是当时上海代表李汉俊和他哥哥的寓所。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楼下一间18平方米的客厅内召开。来自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及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等13人,代表全国53名党员出席了大会。共产国际的两名代表荷兰人马林和俄国人尼柯尔斯基也参加了大会。
当时的中国,风雨如磐,列强蹂躏。然而,却有这样的一批年轻人承担起了国家的兴亡之责。在上海、北京、湖南等地,他们以“老西”相称(英语里共产党的简称CP)。在他们的书信中,出现了“00000”——这不是密码,而代表“共产主义者”。
重读这一段历史,《共产党宣言》那振聋发聩的开篇之句响彻耳边——“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经在这里徘徊。
“南陈”与“北李”
这是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共产党的早期创建者们,大都出生于殷实之家,不是豪门巨富也绝非贫穷子弟,他们都有自幼受传统教育的较好家境,陈独秀如此,李大钊亦然。
精神的纯度和人格的高度——我们完全可以用这样的语言来评价李大钊。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被人视为中国第一篇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而陈独秀更是了得——早在1920年,便在自己的住宅里,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之后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同样是成立于其宅内。正因为如此,他总被大家习惯地称为老先生、老头子,甚至在党的会议上记录陈独秀讲话,也只写一个“老”字。
有一首当时在青年中流传的小诗证实他们的名望:“南陈北李,两大星辰,漫漫长夜,吾辈仰承”。
然而,在那个开天辟地的日子,偏偏最该到会的李大钊和陈独秀却都没有出现在那座石库门房子里,留下了“一南一北,双双缺席”的遗憾。“南陈”,当时在割据的广东政府当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忙于公务,只能派代表与会;“北李”则因率领师生向政府请愿要求增拨教育经费,遭反动军警殴打受伤也没能出席。直到1927年4月27日,“五大”在武汉召开,次日,张国焘用颤抖的语调宣布一个噩耗:李大钊惨遭军阀杀害。举座皆惊,默哀遥祭。
年龄与面孔
有一个数字让历史和我们的精神谱系鲜活起来——当时参加一大的13位代表,平均年龄28岁,恰好是毛泽东当时的年龄。
同样,也有一些面孔使历史沉重起来——久久面对这13位代表的照片,错愕于他们人生道路的选择。当时,13个人为了同一个理想坐在一起,起身离去后却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我们甚至可以理解消沉与失意,但是却很难设想,就在这些党的创建者中,居然出现了叛徒与汉奸。
毛泽东曾在背地里给有的人起绰号为“洋房子先生”,他们住惯洋房,满口俄语,言必称国际,不乏金相玉质。然而,大浪淘沙,沙者,轻渺无根之砾也。根,才是灵魂,是信仰。
地理偶合与历史选择
那是个理论混沌的年代,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交叉重叠,并不像想象的那样泾渭分明。当时的政治、思想精英,主要活动都在法租界。巧得很,国民党的领袖和共产党的创始人,分别住在两条平行的马路,由一条弄堂相连,其住所近在咫尺。
但是,地理的偶合替代不了历史的选择。
那时的上海,也是个处处是江湖的世界。那些快意恩仇、额扎英雄结、抱拳称兄弟的华兴会、天地会、哥老会成为创建民国的基本力量。著名的女侠秋瑾就是天地会的白扇子(军师)。然而连续几十次碧血横飞的起义失败,使这些革命者对前途失去信心,转而走上暗杀的道路,希望毕其功于一役。
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却把深入宣传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劳动界》《新青年》《共产党》……一份份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将新思潮切实传播到劳动界”。特别值得一说的是,1920年8月,陈望道译出了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共产党宣言》,初版印刷了1000本很快就卖完。再版后广告式的短文,就刊登在国民党人主办的《民国日报》上……
一大游船上摆着麻将牌
党的一大会议由于7月30日受到法国巡捕搜查,转在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进行。会议先后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为了防范意外,游船的桌子上摆着麻将牌。只要湖面上有一艘汽艇向游船疾驰而来,大家便藏起文件,装扮成游客,开始搓起桌上的麻将牌。
鲜为人知的女“后勤部长”
一大召开,会场布置、代表吃住、望风预警这些工作是谁在做呢?全由一位女性负责,她就是李达的妻子王会悟。会议在上海召开期间,代表们在“博文女校”的吃住全部由王会悟负责。会议遭到破坏后,有人提议转移到杭州,但王会悟认为,杭州官商云集,十分危险,建议去她的家乡嘉兴南湖,那里离上海较近也相对安全。会议转移到南湖后,代表的接送、南湖游船的租赁也都由王会悟承担。可以说,一大的成功召开,王会悟这位“后勤部长”功不可没,虽然她当时只是一名女青年团员。后人评价她是“开天辟地一女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