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赤水县（今咸阳旬邑、淳化一带），曾涌现出一批以文化学习促工作提升的模范干部。他们中有出身雇农、革命前一字不识的区长郑福林，有从贫苦农家子弟成长为模范县委书记的任成玉。1943年，毛泽东亲笔为任成玉题词“为群众谋福利”，这五个字既是对这位赤水县委书记的最高褒奖，也是对马栏革命传统“心系群众、为民谋利的公仆情怀”最生动的注脚。他们以“挤时间学、向实践学”的劲头，把“识字”变成“识事”，把“写稿”变成“写实”，用扎实的学习成果支撑起宣传与基层工作的双重重任。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一段段个人成长的传奇，更是那个年代党员干部作风扎实、务实求进的生动缩影，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跨越时空的精神财富。

从“怕丢人”到“追着人问字”的蜕变

郑福林的识字之路，始于一次“尴尬”。1938年调任四区区长时，县里的工作计划和指示，他都不认得，要靠人念给他听。这位年轻的区长终于意识到：“不识字对工作是有很大妨碍的。”他没有选择“混日子”，而是找了一本《新千字文》当课本，随身带着，遇见谁识字，就请谁教。区上的文书是他最常请教的人，有时别人办公忙，他就自己拿出书本念，遇有不认得的字，先看字的模样像个啥，揣测读音和意思，再抄下来拿去问人。

这种“追着人问字”的劲头，让他很快突破了“识字关”。更难得的是，他把学习与工作紧紧绑在一起：能看报后，他“总带着他的整风文件阅读”；能写信后，他开始给地方党报写通讯；就连下乡路上，他也“带着他的整风文件阅读”。从“一字不识”到“能看关中报和群众报，能写通讯”，郑福林用三年时间完成了从“文盲区长”到“学习型干部”的转变，他成了当时赤水全县老干部中学习进步最快的模范。

从“怕写错”到“每月两篇稿”的突破

如果说郑福林的故事是“识字”的典范，那么任成玉的经历则是“写作”与“为民”的双重标杆。1940年，当《关中报》让他当通讯员时，这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年轻人，“简直没有兴趣”——他怕写不好，怕被人说“出风头”，更怕“写错字丢人”。直到有一次下了很大的功夫写了一篇《磨擦以来我们的损失》，里面例子很多，有两千多字，在《解放日报》上刊登。他才恍然大悟：“文章上加空洞的帽子和尾巴是要不得的；再和我的写稿簿子对照了一下，深深感到：写稿子的材料一定要到下层去收集，单凭自己脑子想是不成的。”

从此，任成玉把“收集材料”当成写作的“第一道工序”。他跟着同事跑基层，听群众讲真话、记实情；他学着分析材料，把“零碎的事”变成“有条理的文”；“第一次起草，第二次写在稿簿上，第三次正式誊写出来，寄给报社”。从“怕写错”到“主动写”，从“闭门造车”到“脚底沾泥”，任成玉用“扎实”二字诠释了宣传工作的本质：好文章不是编出来的，而是跑出来的、听出来的、悟出来的。后来信心提高，给三个报社（解放日报社、群众报社、关中报社）当了通讯员，在高干会后，他思想上进一步提高了认识，他认为写稿是党员应尽的责任，报社召开座谈会，要求通讯员偏重写报道生产情况的稿子，他平均每月写两篇，见报率高，越写越有信心，于是，督促各区同志写稿，无形中也成了他的工作习惯。结合自己学习写作的经历，1943年任成玉在《解放日报》发表《学习写作的经验》一文，关于写作提出了九点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

从“为群众谋福利”看一位好书记的赤子之心

任成玉之所以被毛泽东亲笔题词“为群众谋福利”，绝不仅仅是因为他“会写稿”，更因为他在担任赤水县委书记期间，真正做到了“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在移民开荒、发展生产、精兵简政和保卫边区的各项工作中，他都做出了显著成绩。1942年，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任成玉受到奖励，被授予“模范县委书记”称号，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944年，他又被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授予“学习模范”称号——一个人同时获得模范县委书记和学习模范两项殊荣，这在当时的赤水县乃至整个关中分区都是极为罕见的。

任成玉的学习从来不是为了“装点门面”，而是为了“解决问题”。他用识字能力读懂政策、落实工作，用写作能力传递群众声音、凝聚基层力量。他跑遍赤水县的每一个村庄，把群众的疾苦写进稿件、把基层的实情反映给上级。这种“学以致用、用以促学”的作风，正是那个年代党员干部最鲜明的底色——学习不是为了“升官”，而是为了更好地“为民”。

从马栏河畔的窑洞到新时代的美丽乡村，从“为群众谋福利”的题词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殷切嘱托，一脉相承的是共产党人“人民至上”的初心。广大党员干部当从郑福林、任成玉等革命前辈身上汲取精神力量，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在各自的岗位上交出一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答卷”。

（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淳化县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