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残废医院”为“荣誉军人教导院”

1938年，时任两延（延长县、延川县）河防司令员的何长工，收到司令部一位参谋的报告，称：延长、延川、宜川等几个县的残废医院共计200多名伤员，已在延长县集合，要去延安“请愿”。没过多久，几名伤员代表就来到河防司令部找何长工。何长工热情地把他们请进窑洞，关切地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并表示：“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尽管提”。

原来，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后，中央卫生部先后成立了几个残废医院用以收容伤员。但由于医院设备差、药物缺乏，一些医护人员对伤员关心照顾得不够周到，使得部分伤员意见很大。再加上伤员病愈后，有的落下了残疾，不能重返战斗部队，又不愿意继续留在医院或在当地安家落户，故希望去延安向党中央“请愿”。他们向何长工表示：“三个方面军在陕甘会师后，人民负担变得很重，我们在这里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不如回老家去，一来可以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二来回到家乡做工作，可以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

何长工听完代表们的发言，感觉“请愿”这种事在革命根据地很少发生，担心会造成不良影响。起初他还有些恼火，但转念一想，这些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从枪林弹雨中拼杀出来的同志，负伤后不能上前线，生活上有了困难，对组织提出意见也是合情合理的，何况他们也不是出于私心。尽管残废医院的工作不属于河防司令部直接管辖，但何长工没有推卸责任，反而认为是自己对这些同志关心不够，当场作了自我批评，诚恳地劝导代表们说：“有问题我们先一个一个解决，如果实在解决不了，大家再上延安，向党中央反映。”几位代表当即表示同意何长工的提议，有问题先就地解决，暂不去延安。

会谈结束后，何长工立即派人向延长师范学校借房子，安排200多名伤员住宿，同时给负责八路军后方工作的杨立三打电话，希望中央能派人来处理此事。随后，何长工又专门给毛泽东打电话作了报告。毛泽东听完报告后第一句话就问：“你发火批评他们没有？”何长工在后来《毛主席要我办荣军教导院》一文中回忆：“我拿着话筒，感到自己像小学生逃课被老师捉住了一样不自在，因为开头我对这件事还是有点恼火的。幸好毛主席当时看不见我尴尬的神态。”在得到何长工“没有发火，已经做过自我批评”的回答后，毛泽东说：“这些同志大部分是长征过来的，流过血，对革命有贡献，现在伤残了，没有向党伸手要什么，就是要求我们改进工作，要求回老家去也是合情合理的，是些好同志。长工，这个事情是我们没搞好啊。”未等何长工领会“这个事情是我们没搞好”这句话的含义时，电话那头又传来毛泽东的声音：“我们确有官僚主义，要发动伤病员给我们提意见，‘动手术’医治这种官僚主义。”末了，他让何长工转告伤员们：“就说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窑洞已经腾出来了，欢迎他们到延安来住，整整我们的官僚主义。”

毛泽东还着重交代，要在延安召开一个教导院工作会议，让伤病员多派一些代表，“不要怕麻烦，也不要怕给中央添麻烦”。他认为“要尊重群众的意见，这是我们党的路线的根基，况且他们是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战功，应当尽量满足他们的愿望。以前有问题没有及时处理，让问题成了堆才处理，这是深刻的教训……”

1938年2月底，教导院工作会议在延安召开，参加会议的60多人中有伤员代表、医护人员代表以及八路军总部、供给部、卫生部的领导。毛泽东到会并作出讲话，他详细询问了各地残废医院和伤员的情况后，对何长工说：“不能再叫残废医院了，这个名称对伤员人格不尊重，任何人到那里去，都会对这个名词反感。我和富春（李富春，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同志议了一下，准备把残废医院改为荣誉军人教导院，你就做总院院长，再给你派个政委和卫生科长，河防司令部另派人去工作。”

从“教导院”到“学校”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加大了对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敌后根据地的进攻，陕甘宁边区以东黄河防线吃紧，中共中央决定将驻国统区泾阳县安吴堡荣誉军人教导总院撤入关中分区。1938年12月，荣誉军人教导院政委王群在向中央汇报残疾军人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时，提出将荣誉军人教导院改建为荣誉军人学校。毛泽东回复说：“荣誉军人学校比教导院好，这样没有消极的方面，要按学校办，从积极方面办，变无用为有用。”

1939年1月，教导院辗转进入关中分区新正县湫坡头（今旬邑县湫坡头）一带，并根据上级指示改称为八路军荣誉军人学校（简称“荣校”）。小小名称的变化却蕴含了深刻的道理，“因为抗战军人为挽救民族国家的危亡，在战场上光荣负伤以致残疾，这是一种民族的荣誉”“为教育广大人民，尊重并爱护为人民而流血的民族优秀儿女，改称为荣誉军人学校，是含有深远的民族教育的意义”。

荣校精神永续

荣校迁来旬邑后，日军对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愈加疯狂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学校的办学环境愈发恶劣，师生们的吃穿住行都成了问题。但荣校战士们身残志坚，积极响应边区政府的号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在大生产运动中，荣校战士们不甘落后，自觉行动起来，参加开荒生产，积极改善生活条件。他们先是从种菜、喂猪、养鸡、养鸭、养羊等开始参与生产，后来在干部带领下又开荒种植了玉米、高粱、小米等。大家还自己动手办工厂纺纱、织布、缝衣服、做袜子、造药品，进行自我服务，解决生活中的各种困难，不仅改善了生活条件、减轻了人民负担，还支援了前线作战。毛泽东获知这些情况后十分高兴并称赞：“你们搞得不错！”

除搞生产以外，荣校还始终坚持教学上课。学习工具不够，教师就用红胶泥晒制成粉笔来上课，学生们就用木棒削成铅笔在地上练习写字。因为学生们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除少数人能够看书、读报外，多数人文化程度很低，仅能写简单的日记和字条，甚至就是文盲。所以荣校将学员按文化水平分为五个队因材施教，每队配一位政治教员、一位文化教员，每周上四次政治课、五次文化课。靠着正确的教学方法和学员自身的刻苦努力，特别是有“正确的政治认识和革命意志作保证”，学员们的文化水平有了“惊人的进步”。

为丰富学员们的业余生活，也为了更好地学习革命理论，荣校在每个学员队组建了俱乐部，并在校部组织了总俱乐部，后来发展成文工团。文工团曾排演过《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新秧歌，还组织排演过一些大型古装剧目，经常为学员们演出，逢年过节还要到中央大礼堂为中央机关演出，朱德总司令为它取名为“雪花剧团”。

经过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很多学员恢复了健康，提高了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重新奔赴抗日前线或参与到根据地经济文化建设中，继续用热血书写抗击日寇的英雄故事。

（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