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的关中分区，硝烟未散，分区的宣传册、文件、报纸却因“无纸可用”陷入窘境。陕甘宁边区本不产纸，国民党统治时期推行“愚民政策”，挪用教育经费，百姓读书少，用纸需求极低。但自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建立革命政权后，扫盲、宣传、政令传达成了头等大事——办夜校需要课本，印刷报纸需要纸张，就连边区的钞票也得靠纸来印刷。正如当时干部常说的：“纸比子弹更重要，子弹打出去是消灭敌人，纸印出来是唤醒群众！”

1938年，边区创办中央造纸厂，初期仅30余名工人，用麻绳头造纸，产量低、质量差。直到1940年马兰草造纸技术突破，原料问题才初步解决。但外来纸仍占边区用纸的大半——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外来纸进口通道被封锁，边区印刷用纸瞬间告急！“必须自己造够纸！”1942年冬，关中造纸厂应运而生。

关中造纸厂的起步，远比预想中艰难。工厂成立初期，只有四个捞纸池，“能顶事”的工人没有几个：一位是前几年从延安延园纸厂学技术回来的工人，却因长期“吃老本”，还在用落后的“捞后水”技术——每天只能捞三刀又厚又粗的马兰纸，每刀重3—4斤，粗糙得连油印报纸都“吃墨”不均；另一位是50多岁的袁老汉，20多年没碰过造纸，只会做麻纸，对马兰纸一窍不通。“设备旧、技术差、产量低”成了关中造纸厂的标签。1944年3月前，全厂每天仅能产三刀纸，连分区本地的油印需求都满足不了。更糟的是，因人事频繁变动、环境不稳定，工厂始终没走上正轨。

1944年3月，谢振清调任关中造纸厂厂长。这位新厂长的第一把火，就烧向了“技术革新”。他四处奔走，终于从延安振华纸厂调来两位“技术尖兵”：宋德明擅长捞纸，罗山群负责晒纸。宋德明一到岗就亮出“绝活”——用“捞前水”新技术。过去“捞后水”是先捞纸再补水，纸浆沉淀不均，容易起疙瘩；“捞前水”则是先补水再捞纸，纸浆均匀，捞出的纸薄厚一致。他一天能捞5—6刀，每刀仅重2斤5两，关中报社的油印员摸着新纸直感慨：“这纸，终于能印清字了！”罗山群的晒纸技术同样惊艳——过去晒纸靠自然风干，稍不留意就会破损；他用“火墙烘干”法，温度均匀，每天能晒3—4刀，几乎零损耗。

关中造纸厂的老工人们坐不住了。那位从延安回来的技术骨干看着自己用“捞后水”捞的厚纸，红着脸说：“我学的那套早过时了！”他跟着宋德明从头学起，前三天捞的纸十有八九破破烂烂，一周后竟能捞4—5刀，每刀重量降到2斤5两。几个捞纸工人自发“打擂台”——宋德明更是把每刀纸减到2斤2两，成了全厂“技术标杆”。

技术突破只是开始，关中造纸厂的工人们更爱“琢磨”。马兰草纤维粗，原料浪费多。他们盯上了榆树——把榆树皮晒干磨粉，掺进纸浆里，纸的韧性明显增强，三次试验后，这项“榆树皮增韧法”投入使用。想做黄纸？采集黄柏树枝干熬水，沉淀过滤后搅入纸浆，捞出的纸泛着清亮的黄色，既省染料又美观。更巧的是，工人们发现煮纸浆的烟囱和晒纸火墙能联动——热气顺着烟囱通入火墙，晒纸更快更匀，一天能省柴百余斤。这些“土发明”，让厂子的生产效率和产品种类都上了新台阶。

为了扩大生产，工厂掀起基建热潮。分区政府投资一百余万元（边币），改建14个新旧纸池、5间晒纸火墙，扩充工人到80人。新招来的学徒里，30人加入建设大军——搬石头、砍木料、运石板，光是搬石头一项，就为公家省下20多万元（边币）。原料保障更是全民动员：工人们足迹遍布关中分区各地，收集废纸、烂布、麻绳头；发动群众割马兰草，还创新“合作社代收”——群众交草后，钱由合作社代管生息，既防止了物价波动，又让群众得实惠。

1944年6月，关中造纸厂的4个老池火力全开，新池正在修建。厂长谢振清站在工地边，望着忙碌的工人说：“等七月新池建好、火墙完工，咱们年产2000令的任务准能完成！到那时，分区的报纸、文件，都能用自家造的好纸印！”

从“无纸可用”到“自己造好纸”，关中造纸厂的故事，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生动缩影。那些在纸池边弯腰捞纸的工人，那些在山坡上割马兰草的群众，那些在工棚里琢磨新法子的“土专家”，用双手“造”出的不仅是纸张，更是共产党人“越是艰难越向前”的红色底气。一张马兰纸，写满了奋斗与希望。

（陕西马栏干部学院  贺粲宁 计盼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