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下旬至9月初，中国工农红军在陕西泾阳县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挥师东渡黄河抗日，这是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的实质性标志，对于推动全民族抗战，夺取抗日战争胜利，促进我党、我军及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具有重大意义。
一、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建立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的问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连发多份宣言和决议，明确了团结民众抗日的坚定立场，号召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险恶用心是“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党在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运动，指出：“只有群众自己的力量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求得民族的解放。”9月30日，中央再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进一步批评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认为“投降帝国主义，勾结帝国主义，压迫与屠杀中国民众的国民党，决不能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进攻”，同时还批评国民政府实施诉诸国联的政策，认为“国际联盟，是帝国主义压迫弱小民族的工具，希望国际联盟来帮助中国，无异与虎谋皮”。通过这些宣言和决议，中国共产党阐明了自己的抗日方针，向全中国人民明确地传达了团结广大革命群众、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定态度。
然而，面对九一八事变之后出现的全国性抗日诉求，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却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消极不抵抗政策。随着这一政策成为国民党处理对内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国民党集团立即部署对南方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将英勇抗日的第十九路军调往江西参加“剿共”，对许多地方的群众抗日活动采取压制和取缔措施。加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导致全国性的抗日爱国运动暂时受到了挫折。
1935年，日本发动华北事变，民族危机愈发深重。8月 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首次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2月，中共中央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同时，提醒全党“必须更深刻地了解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共产党要在中国革命中取得领导权”。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迅速作出反应，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面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共产党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斗争策略，采取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同时，还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人民战争思想，将人民群众视为抗战胜利的根本力量。毛泽东同志在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还明确指出：“中国抗战存在着两种政策和两个前途，即我们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政策和国民党单纯政府抗战的政策，坚持抗战到胜利的前途和大分裂、大叛变的前途，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深刻阐明了抗战胜利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自九一八事变起，始终站在抗日救亡的最前列。毛泽东等领导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坚定不移的斗争精神，深入分析中日战争的特点与规律，提出了建立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的主张，确定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为全民族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指南，成为领导中国抗战走向胜利的中流砥柱。
二、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共产党的影响不无关系
1935年10月，红军主力部队抵达陕北后，蒋介石进一步加强对西北共产党和红军的围剿，在西安设立“剿共”总指挥部，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兼前线总指挥，把东北军20余万人调到陕西、甘肃一带，加上驻守西安的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宁夏马步芳的马家军等部队近10万人，企图消灭红军队伍。
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将抗日反蒋方针调整为逼蒋抗日方针，进一步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向国民党上层和军队将领宣传抗日主张。经分析，党中央认为在西北“剿共”前线的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是可争取的对象，联合他们能改变红军面临的不利形势、扩大统一战线。
毛泽东、周恩来等在瓦窑堡会议前后就与张学良建立联系。为了促成与东北军的合作，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开展对东北军的工作。红军也将大批东北军俘虏释放回去，加深了与东北军联合抗日的诚意。1936年1月19日，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赴洛川，先后同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张学良会谈，并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2月下旬，李克农再次到洛川与王以哲进行商谈，达成红军与第六十七军互不侵犯的口头协定。3月初，张学良飞抵洛川，与李克农就双方联合抗日问题交换意见。4月9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东北军驻地肤施（即延安），同张学良举行秘密会谈。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提出争取蒋介石抗日的意见。双方还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事项。6月20日，中共中央制定《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的党内文件，指出：“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争取东北军走向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等。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利用大革命时期就与杨虎城及其率领的第十七路军有过联系的契机，进一步加强对杨虎城的说服工作，向杨虎城传递抗日的正义性和民族责任。1935年11月，杨虎城表示赞成共产党的联合抗日的主张。为了尽快争取杨虎城合作抗日，从1935年12月到1936年夏，中共中央先后派汪锋、张文彬，中共中央北方局派王世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王炳南等人到杨虎城处商谈联合抗日问题。经过多次谈判，杨虎城表示赞成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联合抗日等主张，共产党与第十七路军建立了比较牢固的关系。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红军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停止了敌对状态。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以“兵谏”形式逼蒋抗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虽然完全是由张、杨二人商量决定的，但它的发生绝非偶然。事变发生前，共产党通过各种渠道向张、杨传递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抗日救国理念，得到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高度认同。正如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说，此次事变是“站在抗日和反对‘剿匪’的立场上”，是革命的。面对蒋介石“剿共”的消极抗日主张，张学良等多次进谏被视为“犯上作乱”。在民族大义面前，张、杨发动事变实属无奈。可以说，西安事变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发生的，是国内政治局势与民族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也为之后的国共合作抗日奠定了基础。
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共产党发挥了领导性作用
西安事变发生后，局势十分复杂和紧张。中共中央分别于1936年12月13日和12月19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党中央认为，如果此时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借此机会扩大事态，发动对张、杨的讨伐战争，可能引发大规模内战的严重后果，将会使中国陷入更深的内乱，这对于正在进行的抗日民族斗争是极为不利的。毛泽东同志指出，西安事变发生后应“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但也应避免亡国惨祸，主张南京与西安在团结抗日基础上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深知抗日是当时中国的首要任务，西安事变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所以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要求全党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努力。这一决策体现了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计前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的胸怀，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以大局为重的政治智慧和战略眼光。正是这一决策的引导下，使得全党在复杂的局势面前有了明确的方向，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创造了条件。
作为中间力量，共产党向社会各界传达了和平理念，积极斡旋推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5日，红军将领联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重申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的政策。12月17日，周恩来等中共代表亲赴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进行深入交谈。周恩来向张、杨阐述了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同时，中共代表还与南京方面保持联系，通过宋庆龄等进步人士转达共产党对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诚意和具体建议，强调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必要性，逐步消除了国民党部分人士对于共产党意图的误解，缓解了南京政府内部的紧张气氛，为双方谈判创造了可能的氛围。12月22日，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宋子文、宋庆龄进行谈判，达成包括联合红军抗日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条件（即：1.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的关系；6.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12月24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政策。蒋介石以人格作为担保口头同意六项条件。
谈判期间，为配合张学良提出的保障西安侧后方安全的要求，根据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12月21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命令红军主力部队南下，协助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抵抗南京政府军队的进攻。红一、红十五军团同红二、红四方面军各两个军开始由定边、环县之间南下。12月23日，中革军委又决定以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军及骑兵第一团组成追击军，监视与箝制胡宗南部南下。红军南下后，主要集结于三原、泾阳等渭北地区，为后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东渡抗日创造了条件。
共产党在西安事变爆发后的主张和行动，得到了各界爱国人士和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赞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虽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中国共产党在其中起到了领导性作用。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国共合作抗日已经是大势所趋。
四、作为国共合作标志性事件的红军改编，是共产党经过艰苦斗争得来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全国人民渴望国共合作抗日，共产党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军队改编是其中关键环节。
为了敦促蒋介石履行他在西安事变中承诺的六项条件，党中央应蒋介石邀请，从1937年2月到7月全国抗战爆发前，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国民党代表及蒋介石、宋子文等人，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举行五次重要谈判。在2月、3月的西安和杭州谈判中，周恩来等主要围绕着国共合作问题、红军改编问题、陕甘宁边区的地位问题、停止进攻西路军和南方游击根据地的中共军队问题，同国民党代表进行了商谈。蒋介石的真实目的是用和平方法限制和削弱共产党的力量，把共产党、红军和陕甘宁边区置于国民党控制之下，不许共产党有独立性，不许人民革命力量发展。周恩来等反复强调：为了真正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国民党应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独立性；红军改编为三个师，朱德仍继续任总指挥；陕甘宁行政区保持完整，不容分割；国共合作须先确定共同纲领；立即命令马步芳、马步青等国民党军队停止对西路军的进攻，送还被俘人员等等。由于蒋介石缺乏诚意，谈判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协议。1937年5月下旬，国民党派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考察团到达延安，共产党通过考察团向南京政府传达了延安各界对国共两党合作，以迅速促进对日抗战的愿望和诚意。6月上旬，蒋介石与周恩来在庐山谈判。蒋介石主张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由他担任拥有最后决定权的该会主席的职务。针对红军改编问题，蒋介石要求共产党发表与国民党合作宣言后，由南京政府发布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的三个师的番号，委任师长，三个师的人数定为4.5万人。仍然提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正官长由共产党推择国民党人担任，副官长由边区自己推举等无理要求，继续表现出企图削弱和控制共产党的活动、限制人民的民主要求等倾向。周恩来对其中不合理要求予以断然拒绝。
1937年7月7日，日本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共合作抗日迫在眉睫。为了早日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193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第二次上庐山，同国民党谈判发表国共合作宣言、红军改编、苏区改制等问题。针对红军改编问题，蒋介石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改编后三个师的管理教育直属西安行营；各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训练处”只管联络，无权指挥，企图通过改编控制吞并红军。周恩来表示，中共中央不能接受国民党当局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的意见。第二次庐山谈判无果而终。8月上旬，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同国民党继续谈判。由于蒋介石急欲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在红军改编等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松动。双方达成协议：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并设总指挥部；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共产党坚持对红军的领导和独立自主原则，同时也作了一些让步，如不设政治委员，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全军约4.6万人，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以原红军第一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下辖第三四三旅（旅长陈光）、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第一二○师以原红军第二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下辖第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第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第一二九师以原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下辖第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
1937年8月底，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一五师一部，在陕西泾阳县云阳镇大操场举行红军改编和开赴抗日前线誓师大会。第一一五师分为两个梯队，分别于8月22日和25日从泾阳县云阳镇出发，经富平、澄城、合阳，由韩城县芝川镇渡过黄河抗日。9月3日，第一二○师从富平县庄里镇出发，沿第一一五师行军路线渡过黄河，集结于晋西北的神池、八角堡地区。9月6日，第一二九师在泾阳县桥底镇三里村召开改编誓师抗日大会，并于9月16日从泾阳县桥底镇出发，先抵富平县，后经韩城县芝川镇渡过黄河，由山西万荣县到达太原抗日前线。
为保证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8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前方军分会，同时决定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10月，中共中央决定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及政治机关，进一步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同时，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主力出师抗日后，组建留守部队保卫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
同年8月至12月，国共双方就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在南京、南昌、武汉多次商谈。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10月12日，国民党首次公开发布新四军番号和军长。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实行国共合作、坚决抗日的诚意，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主要内容。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过程中，共产党虽然从抗日大局出发，表现出巨大的诚意，做出大量妥协，同时也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原则，为抗日军事力量的整合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军事层面的合作。
五、红军云阳改编的意义
红军云阳改编在政治、军事以及共产党和军队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改编凝聚了全民族抗日力量。红军云阳改编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标志性事件，向全国人民展示了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坚定决心。这种合作打破了国共之间长期的对立局面，使抗日力量在形式上得到整合，让全国各界看到了全民族抗战的曙光，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斗志，消除国内各阶层对抗日前景的疑虑，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为长期抗战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力量源泉。同时，这一行动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内部亲日派和顽固派的分裂论调，证明了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的立场。在国际上，也展现了中国团结抗战的形象，孤立了日本侵略者及其扶持的伪政权，营造出同仇敌忾的抗日氛围，提升了中国抗战在国际上的正义形象和影响力，为争取国际支持创造了有利条件。
改编让共产党和红军获得了合法地位。红军改编在事实上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获得了合法地位。在此之前，共产党和红军长期被国民党政府视为“叛军”，革命活动受限，并且面临军事“围剿”。改编后，红军正式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获得了国民党政府的承认，其存在和行动有了名义上的“合法性”。共产党通过接受统一番号，在保持对军队绝对领导（如设立军政委员会、坚持党对军队的指挥权）的前提下，实现了“合法存在”的突破，从“地下”走向“半公开”，可以在抗日根据地和敌后地区公开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扩大政治影响力，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抗日活动、扩大影响力创造了条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也得以公开开赴抗日前线，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并通过招兵、扩编壮大力量，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抗战期间，党领导广大敌后军民共建立了陕甘宁、晋察冀、晋绥、冀热辽、晋冀豫、冀鲁豫、山东、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中、广东、琼崖、湘鄂赣、鄂豫皖、河南、浙东等19块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100多万平方千米，人口约1亿，遍布全国的19个省区。根据地军民团结一致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让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看清了谁才是真正的抗日力量，谁又是打着抗日旗号的伪抗日者。共产党军队的抗日行动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吸引了大量有志青年和地方抗日武装加入。据统计，红军从抗战初期不足6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约132万人，同时民兵达260余万人。党领导的军队规模迅速扩大，军事人才不断汇聚，真正成为了抗战的中坚力量。
改编为共产党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红军改编使中国共产党在合法的框架内开展抗日活动，八路军、新四军可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设立如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重庆办事处等机构，这些机构成为共产党宣传抗日主张、联络各方人士的重要窗口，极大地提升了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力，为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政治活动赢得了更广阔的空间。同时，这一改编行动向国内外表明，共产党始终将民族解放大义置于首位，不计较党派得失，愿意在抗日的大旗下接受改编，服从统一指挥，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广阔的政治胸怀，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树立了良好的政治形象，提高了共产党在全国政治舞台上的威望和影响力，吸引了更多爱国人士和进步力量向共产党靠拢，许多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冲破重重阻碍，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党员人数从抗战初期的约4万人发展到抗战结束时的约121万人，极大地壮大了抗日的政治力量阵营，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为抗战胜利后的政治格局演变打下坚实基础，巩固了共产党在民族解放事业中的领导地位。
改编提升了军队整体战斗力。红军长期积累的游击战争经验在改编后得以充分发挥。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利用熟悉的地理环境和群众基础，开展灵活多样的游击战争，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等。这些游击战术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有力地牵制了大量日军兵力，为正面战场的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打乱了日军“速战速决”的军事战略，改变了战争初期敌强我弱态势下中国军队的被动局面，使军事力量的运用更加灵活高效，从整体上提升了军队的战略防御和持久抗战能力，为长期消耗日军有生力量创造了条件，拓展了抗日的军事空间和战略纵深，增强了军事上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同时，在与日军作战和与国民党军队交流协作过程中，八路军和新四军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促进了军事理论、战术战略以及军事技术的发展创新，推动共产党军队的军事力量从单纯的游击武装向正规化、现代化军队转型，提升了部队整体军事素养和战斗力，为抗战胜利乃至后续的解放战争和国防建设培养了骨干力量，储备了军事资源，在中国共产党军队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新的军事体制下得以延续和强化，保障了军事力量在复杂环境下的正确发展方向和强大战斗力生成机制。
六、共产党在八路军改编中展现出高度的民族大义与无私精神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红军改编成为全民族抗战的重要转折点。共产党以非凡的民族大义与无私精神，推动了这次意义深远的改编，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体现在：
高瞻远瞩，格局宏大。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建立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的主张，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方针，科学把握了战争规律、预判了战争结果，极具战略远见。卢沟桥事变后，面对全民族抗战的紧迫需求，共产党率先放下党派分歧，主动提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序列，接受统一番号与编制。这一决策绝非单纯的妥协，而是以“民族救亡高于一切”为核心的战略选择。通过融入国民革命军体系，打破了国民党长期以来的“剿共”舆论枷锁，使红军从“非法”的“割据武装”转变为“合法”的抗日力量，得以公开、广泛地动员民众，在全国范围内竖起抗日旗帜。这种以局部让步换取全局主动的智慧，既顺应了民心所向的抗日潮流，又为共产党及其武装争取到了生存与发展的合法空间，体现了对民族命运的深刻把握。共产党在改编中始终坚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尽管接受了国民政府的番号，却将军队的核心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这种“既合作又独立”的策略，既避免了重蹈大革命时期放弃武装领导权的历史覆辙，又在国共合作的框架下为军队保留了发展根基，为后续敌后游击战争的展开和抗日根据地的建立筑牢了组织基础。改编后的八路军以合法身份深入华北、西北敌后，以游击战、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术开辟广阔抗日根据地，不仅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更在实战中壮大了自身力量，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力。这种“以抗日促发展的布局，既践行了抗日救国的承诺，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积累了军事、群众与政治资本，彰显了共产党在复杂局势中平衡民族大义与革命长远目标的卓越战略眼光。
顾全大局，初心不改。在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吞并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共产党以民族利益至上，果断摒弃前嫌，与国民党达成合作抗日的共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这一决策饱含着巨大的牺牲与让步。改编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改变番号，换上国民革命军军装。在红军改编和开赴抗日前线誓师大会上，当要求全体指战员将红五星帽换上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脱下红军军装穿上国民党军灰布军装时，许多指战员想不通，有的伤心流泪。朱德、彭德怀和其他首长耐心地向同志们阐述了团结抗日的意义，说明改编后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永远不会改变的道理，消除了广大指战员的思想顾虑。在一二九师改编誓师抗日大会上，刘伯承师长指着一顶缀着青天白日帽徽的军帽说：“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对于红军战士而言，他们身着多年的红军军装，承载着无数革命岁月的记忆与奋斗历程，是他们为共产主义理想和人民解放事业拼搏的象征。然而，为了实现全民族抗战，战士们义无反顾地换上了国民党军队服装。这不仅是对过往革命标识的割舍，更是向全国人民展示了共产党团结一切力量抵御外侮的坚定决心，彰显出共产党以民族命运为重，不计较个人情感与局部象征的宽广胸怀。
不计得失，勇挑重担。在八路军改编过程中，红军自上而下，各级将领军官均面临着降级使用的情况。许多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将领职务受到调整。如徐向前元帅在红军时期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而在八路军改编后任第一二九师副师长；贺龙元帅在红军时期是红二方面军总指挥，改编后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师长，职位相较之前有所调整。这些将领们毫无怨言，他们以抗战大局为重，迅速适应。他们深知，职位的高低并非衡量个人价值的标准，为民族解放事业贡献力量才是最终目标。在指挥岗位上，他们充分发挥自身丰富的军事经验和卓越的领导才能，积极投入到抗击日军的战斗中。无论是指挥大规模战役，还是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他们都冲锋在前，为保卫祖国河山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全力以赴。
坚定信念，凝聚力量。改编后，八路军将士们牢记民族解放的使命，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在抗战期间，国民党时常对八路军物资供给进行克扣与限制，导致八路军武器装备简陋、弹药匮乏、粮食短缺。即便如此，八路军将士们凭借顽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在敌后战场与日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正如《游击队歌》唱的：“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他们凭借坚定的信仰和顽强的斗志，克服重重艰难险阻，主动出击，深入敌人心脏地带，破坏日军交通线、袭击日军据点，取得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经典战役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充分展示了八路军的英勇无畏和强大战斗力，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日信心。同时，八路军积极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聂荣臻奉命率第一一五师一部创建了抗日战争时期于敌后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内，党和军队紧密联系群众，艰苦朴素、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积极帮助群众生产自救，改善生活条件，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正如爱国华侨陈嘉庚在回国考察抗战情况后指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那样，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这种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的精神，以及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情怀，共同筑起了抵御外敌的坚固长城，凝聚起了不竭的抗日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红军改编只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一个节点，但这次改编却如同一座巍峨的丰碑，闪耀着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难关头的智慧与担当之光。从九一八事变后率先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西安事变中力促和平解决扭转乾坤，再到红军毅然改编投身抗战洪流，共产党始终站在民族大义的制高点，毫无自己的利益，以全民族利益为己任，引领着全民族抗战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在改编中所展现出的顾全大局、无私奉献与坚守信仰的精神，不仅铸就了抗战的坚实脊梁，更深深扎根于民族灵魂深处，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国家独立、民族复兴而拼搏。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历经百年，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成为拥有10027.1万名（截至2024年底）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所罕见的发展奇迹，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再次证明了共产党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征程中当之无愧的核心领导力量，其伟大精神与卓越贡献永载史册，熠熠生辉，成为中华民族奋勇前行的永恒动力源泉。（张蒙 张文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