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深秋的泾阳县云阳镇辖区，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正在于右任先生创办的斗口农事试验场“附近的一所小学内”悄然举行。没有鲜花彩带，没有锣鼓喧天，150名热血青年整齐列队，参加首期训练班开学典礼。这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安吴青训班的前身，一所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政治军事学校。

时代召唤：青训班诞生

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确立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九十月间，少共国际“六大”召开，要求各国青年团进行“根本改造”，使之成为广泛的群众性组织。10月1日，法国巴黎《救国报》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1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明确要求将共青团改造为非党的群众性青年组织。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国共两党关系出现缓和与转机。1937年4月，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在延安成立，成为领导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最高机关。全面抗战爆发，数以万计的青年学生或奔赴前线，或前往延安。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爱国青年，创办专门的青年干部培训机构成为当务之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陕西省委决定举办培训班培养青年干部。1937年夏，省委负责人贾拓夫与时任中共中央青年部长、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主任冯文彬在云阳镇会面，商讨创办训练班事宜。为了不引起国民党当局注意，省委指派徐彬如为联络人，并邀请了教育家车向忱参与。与此同时，周恩来在南京与蒋介石谈判时，提出由陕西省委在西安创办陕北公学分校的请求。经交涉，蒋介石口头予以默许。

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设置重重障碍：不解决校舍、不同意使用陕北公学名称、只同意办短期训练班。面对这些条件，陕西省委决定让步，以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名义公开举办训练班。

1937年9月下旬，陕西省委常委赵伯平到云阳镇培英小学找到校长崔贯一商议办班事宜。崔贯一建议利用于右任创办的斗口农事试验场的闲置场所。经冯文彬、赵伯平等人实地考察后，采纳了这个建议。在农场主事马文宪配合下，组建了后勤服务团队。

三易校址：从斗口农场到安吴堡

1937年10月11日，首期训练班在斗口农场正式开班。在农场第二办公室北侧的一片空场上，150名青年席地而坐，接受为期两周的培训。由于农场即将秋收，加之国民党高层给陕西当局以及于右任施压，第二期训练班不得不移地云阳镇城隍庙。

城隍庙条件简陋。没有教室，训练班就在露天听讲；没有课桌，学员们就把膝盖当书桌；没有宿舍，大家就睡在草铺上。即便如此，青年们的学习热情丝毫未减。随着学员人数不断增加，城隍庙很快人满为患。

抗战初期，延安物资供给“不敷分配”，抗大、陕公相继停招新生，海内外青年不断涌入云阳镇。1938年初，训练班被迫迁至泾阳县安吴堡。这里建筑规模宏大，有吴氏家族和其他富户提供的若干院落，还有“迎祥宫”等多处古代建筑，可容纳千名师生。在此地，青训班先后举办了11期培训，直至1940年4月奉命撤回延安。

安吴青训班选址云阳地区，具有多方面优势，首先，这里是国共合作划定的“统一战线区”，中共渭北工委在此开展过统战工作，群众基础好；再者，北依嵯峨山“红白分界线”，与陕甘宁边区仅一步之遥，南临西安，交通便利；第三，咸宋公路贯通全境，设有中共地下交通线，安全有保障；第四，抗战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和八路军115师留守处驻在云阳镇，便于工作协调；第五，于右任先生在当地的声望，使国民党当局有所顾忌；第六，有崔贯一、马文彦、马文宪等善于斡旋的中间人，能有效调解摩擦。

历史功绩：培养抗战骨干的摇篮

从1937年10月到1940年4月，安吴青训班在两年半时间里培养了万余名青年干部，分别被输送到延安、前线、敌后根据地、国民党友军和爱国青年团体等。1940年，青训班主力转移至延安并入泽东青年干部学校。

青训班的教学内容与抗大和陕公基本雷同，既有政治学，也有统一战线、民众运动、游击战术等实用技能培训。冯文彬、胡乔木、刘瑞龙、张琴秋等负责人经常亲自授课，朱德、林伯渠等领导人也曾前来作报告。学员们白天学习训练，有时还要参加生产劳动，晚上经常召开小组讨论会，真正践行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抗大校风。

如今，安吴青训班旧址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些斑驳的墙壁、简陋的教室，无声诉说着抗战时期中国青年的理想与追求。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在国家危难之际，中国青年总是能够挺身而出，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安吴青训班的故事，将永远激励着后来者不忘初心，砥砺前行。